繁體
简体


藝文選讀

夏丏尊論語言

 

  語言是文藝作品的主要工具,然而這是一種很難運用的工具。曾經有過寫作經驗的人,只要他是一個嚴肅的工作者,不感到語言困難的人大概很少。“世界上的痛苦沒有比語言的痛苦更甚的了!”有人曾這樣說過。語言的貧乏,選擇之不易恰當,以致表現得不能恰如其分,不能活潑生動,如聞如見,這不知使認真的作家費了多少苦思,盡力地向腦子裏搜索,搖了多少次筆尖,不敢向紙上落,落下了又提起來,寫成了又塗改過。然而,這種“在適當地點的最適當的語言”,是不是可以從作者的腦子裏硬找得出來,是不是可以從作者的筆尖上硬搖得出來呢?
  在作品中的任何人物,都是說着一樣的語言,—無論是農民,工人,商人,官吏,知識分子,都是在作品中用著作者所慣用的一種語言說話,甚至一個不識字的農民也是滿口的新名詞,舊典故,或極其曲折的歐化句法之類的情形,在我們的一般作品中是常常見到的。在這種情形之下,作者所要傳達給讀者的東西,不知已被損傷了若干,假如一篇文學作品的功能只在告訴讀者一件簡單的事情或一種抽象的思想,這樣的作品也許是可以的,然而所謂一件作品的真實作與藝術性就相當地減弱了,沒有真實性,沒有藝術性,也就不成為一件藝術品。無乃我們的作者與讀者卻大多在一種習而不察的情形中作着,讀着;實在,這也與用死的古文寫活的事情,或想由一篇死文字裏認識活的事實是一樣的不近情理。
  在敘述中,在描寫中,作者必須去尋求那最適當的語言,去敘述或描寫他們所見所聞或所感到的一切,這已是很不容易的事了,而在對話的語言中,則更為困難,因為在對話中必須用語言本身表現出整個活的人物來,這就是說,不但要把作品中人物所要說的意思傳達出來,而且還須藉了對話本身,表現出人物的性格,身分,他的社會階層,言語所代表的社會意義,甚至他的地方色彩,以及時代精神,而且還須是活鮮鮮地真實表現出來。這種活的語言,是最困難的了,因為它已不是作者自己所慣用的那一種呆板的單純的語言,而是各種各樣的,多方面的語言。
  這種“甚麼人說甚麼話”的意見,從前的人也曾經有過的。譬如章學誠在“古文十弊”中論求文之弊,就曾說:“文人固能文矣,文人所書之人,不必盡能文也,敘事之文,作者之言也,為文為質,惟其所欲,期如其事而已矣。記言之文,則非作者之言也,為文為質,期於適如其人之言,非作者所能自主也。…與其文而失實,何如質以傳真也。”他所說的記言之文,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對話用語;而“適如其人之言”,也就是說作品中的人物須說他自己適如其分的語言。甚麼人有甚麼樣的口吻,甚麼人有甚麼樣的語彙。一個作家要寫出一個農民,或寫出一個村學究,只瞭解他們的行為和他們的思想還不夠,還必須獲得他們所用的語言,這樣,才能寫出一個活的農民和活的村學究,尤其在寫他們直接對話的時候。那麼,這些語言要向哪裏去尋求呢?苦搜你的腦子也往往不濟事,就是讀那些優秀的作品也只能告訴你一點點,假如你自己不曾到那些“活的語言”的倉庫中去過。那倉庫不在書裏,不在腦子裏,而是在活着的社會生活中,在你所要寫的人物口頭上。
  要寫一個農民,你就要向農民學習,要去同農民共同生活,然後你將瞭解他們的生活,你將驚訝於他們的語言之豐富與綺麗,你將用那些活的語言寫出一個活的農民來。普式庚不單曾向他的乳母學習語言,而且旅行到奧林堡的郊外,在那裏學習語言。高爾基是從下層生活中生長起來的,他在作品中活用着下層語言。這自然都可以作為作家們的先例。但我們在這裏不妨大膽地假設一下:假如有這麼一天,—這一天當然還非常遙遠,假如有一天農民也能提筆寫他們自己的生活,那又將是如何的作品呢?童年時代生活在鄉裏,有機會聽到善於講話農人講故事,那種言談的魔力,不曾在讀任何小說時再感到過,可惜他們多少世代以來,被剝奪掉了使用文字的權利,雖然他們之中也有很多是有文學天才的人。

  抗戰以來,隨着各部門的進步,文藝也在進步中,而且已經有很多好作品擺在我們面前了,而作品中語言的進步也是很顯著的,尤其是“活的語言”之運用。這主要的原因,在於作者大多從書齋裏跑了出來,不但把生活的視野擴大了,而且能實際地和作者所要寫的對象過着共同的生活了。
  在姚雪垠先生的小說“差半車麥秸”中,有這樣的一段:

…有時候差半車麥秸並不想念他的女人和孩子,他用一種抱怨的口氣望着地說:
“你看這地裏的草呀,唉!”他大大地吸了一口煙,然後再把下邊的話和着煙霧吐出來:“平穩年頭,人能安安穩穩地做活,好好的地裏哪能會長出這麼深的草!”
他拭出了兩大眼角上的白色排洩物,向前挪了幾步,從地裏捏起來一小塊垃圾,用大姆指和食指把垃圾捻碎,細細地看一看,拿近鼻尖聞一聞,再放了點到舌頭尖上品品滋味,然後把頭垂下去輕輕地點幾點,喃喃地說道:
“這是一腳踩出油的好地!…”

  農民是生在土地裏,靠土地而生存的,他懂得土地,愛惜土地,土地就是他的生命。惡草是妨礙着禾苗的,他痛惡惡草,無論生在誰家地裏的惡草他都痛惡,他看見地裏生了惡草,就不能不歎息,而且正如採礦家之試驗礦質一樣,正如美食家之品味食品一樣,用眼睛,用鼻子,用舌頭,他可以鑑定出土壤的肥瘠。這些都是一個農民所應有的感情和知能。因了這些,“這是一腳踩出油的好地!”這一句話才說得出來,才極其有力,而深深地表達出了惋惜之情。而且,這是多麼活潑真實而又深刻的一句話呀!這不是從任何書裏邊可以找得出來的,更不是任何作家可以從腦子裏造得出來或偶然從作者筆尖上滑了下來的。這是真正的最好的“活的語言”。這可以說是一句農民的詩。這也不是差半車麥秸一個人的創作。這是農民階級的一句成語。這句成語是怎樣造成的呢?它大概是從多少年代以前傳下來的,它在時間的變遷中變化着,從這地方傳到那地方,從這個農民的口上傳到那個農民的口上,它最初不一定是這個說法,但傳到某一個時代在某一個地方就完成了這句話的形式,就成了成語,成為一句農民的詩了,這就像一切殘歌斷曲俚語俗諺一樣,是歷史的,民族的語言之成果,這雖然只是短短的一句話,卻未嘗不可把它看成一篇具有真實內容的詩章。那麼,是不是真有這種可以一腳踩出油的好地呢?當然沒有,然而這句話可也並不顯得怎樣虛張聲勢,它是一句有形象性的,有真實感情的活的語言,而用在差半車麥秸的場合,又是最適宜不過的。
  孔厥曾經寫過一個“農民會長”,雖是短短的一封通訊,然而把一個老農民真寫得活龍活現了。秋收工作團到了柳林子,農民會長去通知住在窯洞裏的莊稼人。作者寫道:

可是晚上,他卻到一家家窯洞去通知了:“公家來幫着割莊稼啦,開會開會!”據說老砂眼望出去,月亮疊有三個,滿天星斗都生角,而他的黑影還曲折地拖上石級,山腰裏張家和李家那兩個瞎眼似的窯洞也得到了通知。有些莊稼人還被他的鬍鬚觸得耳朵癢癢的,聽到低聲的關照:“區上來過人了…”

  “有些莊稼人還被他的鬍鬚觸得耳朵癢癢的,聽到低聲的關照…”在這短短的敘述中,我們看見了那個老農民僧長如何地去傳達消息,並聽到了他的耳語。而要緊的,我們還是要注意作品中的對話。在文章中間有這麼一段:

“地!地!地荒了,有糧無米!我就納了二十幾年空糧,好容易才到府裏去花了幾筆費把它推掉了呢!哦,你該有數了吧?”
“那你沒有地,怎麼過活呢?”
“還種地呀!種城裏李老…”縮了個爺子,“嘿,姓李的地!”於是講到佃租,講到一年四十五塊錢的捐:“米甕底都刮得乾淨淨,我們就光着屁股啃南瓜的皮!”

  這些用語都極其簡單而明瞭,同時也極其正確而生動,尤其是最後一句,這是老農人用自己的語言說自己的生活了,在這簡單的二十幾個字裏所包含的內容,不知能不能用另一種描寫或敘述傳達出來,即使是用了幾百字,或幾千字。
  請再看文章的最後一段:

這半天他硬要我們休息,千方百計去尋些輕工作來給我們做,我們便和他一齊坐在窯洞外的空地上摘豆莢,剝苧麻。窯洞外是土牆圍成的院落。豬在槽裏飲水,發出嗒嘴的大聲。豬子把鼻子沒在墨水潭裏,頑皮地拱。一隻毛驢站在一邊。伏在角落裏的老牛已經睡眼朦朧了,還努着嘴。大群的白雞來去的角逐着,血色的雞冠東倒西歪,有的縮起一隻腳,斜一隻金邊眼睛向我們驚望…。牠們的主人,時常歇下手,捧着個在家裏才用的水煙袋,悠閒地抽煙。
“老漢今年六十三了,”他沈思的說:“上三十,好福氣,中三十,好晦氣,如今下三十了,世界已經社會了。”
兒子長壽懂得“社會”兩字的誤用,卸下背上的穀捆,對他白了一眼,對我們笑笑。

  這裏的敘述都能恰到好處,而最後由農民會長說出的這一段則尤妙。第一,我們先感到這裏的特殊語調,我們知道農民們都是喜歡唱歌的,喜歡把話說得整齊有韻,凡農民口中一切俚諺俗語也都有着歌謠的形式,而在這短短的言語中,我們也感到了它的節奏。第二,是這言語中所代表的社會意義。活的藝術語言都應當有它的社會意義的。高爾基在“和青年們談話”中說:“語言雖不是蜜,卻黏着萬物。言語是一切事實和一切思維的衣服。而事實裏邊又藏着它的社會意義。”那麼,這裏的社會意義是甚麼呢?這裏表示着社會的改造和“人”的改造,而活了六十三歲的老農民,也由於社會的改造而被改造了,他是正在改造過程中的人物。在他的世界觀或人生觀中,還留着部分的宿命論,當他說這句話的時候,他大概還回憶起他的母親或祖母曾經給他請瞎子算過命,他反顧了一番過去六十年來在無意識中過的快樂或痛苦的生活,但是現在一切都變了,連他自己的生活與思想也都變了,他親眼看見了“人”的力量,群眾的力量,而他自己,也是貢獻出了力量的一人,他自己也享受了一分鬥爭的成果,因為現在世界已經“社會”了,這兩個字的誤用是這言語中的主要內容,假如換一換其他字眼都不對,譬如說,“世界已經改變了”,或者說,“世界已經實行社會主義了”等等,都不對,因為這些言語都不能代表這個活的農民,不能代表他所屬的階層與時代,不能說明他正是在“意識”與“無意識”之間,不能說明他正在新的社會中學習,他正在進步,正在發展。秋收工作團的人們自然不會說這樣的言語,而他的兒子懂得他的誤用就向他白了一眼,因為這些年青人是比較走到了前邊的。至於我們呢,我們讀了這篇文章就認識了這個老農人,就愛上了這個老農人,並認識了這個正在變革中的社會。
  甚麼人在甚麼情景中一定要說甚麼樣的話,他的話可以代表他整個的人格。作者要表現出一個真實的人物,就必須先選取那人物所用的語言。這種例子,不但在新作品中可以看到,假如我們回顧一下舊的作品,當作者在某種特殊場合要特別把人物寫得生動活潑時,也同樣是選用了足以表現出那人物的活的語言或與活的語言相去不遠的語言。這情形在近代的小說中如水滸紅樓夢儒林外史等尤其顯著。譬如“水滸傳”中寫閻婆媳抓住了宋江和梁山泊強盜勾結的證據時,她說:“今日也撞在我手裏…且不要慌,老娘慢慢地消遣你!”這裏的口調,尤其是“消遣”兩個字的用法,就活活地畫出了一個陰狠毒辣的女人。而最好的例子還是第二十三章寫潘金蓮的一段:

…武松勸哥哥嫂嫂吃酒,那婦人只顧把眼來睃武松。武松只顧吃酒,酒至五巡,武松討個勸杯,叫士兵篩了一杯酒,拿在手裏,看着武大道:“大哥在上,今日武二蒙知縣相公差往東京幹事,明日便要起程,多是四個月,少是四五十日便回,有句話,特來和你說知。你從來為人懦弱,我不在家,恐怕被外人來欺負,假如你每日賣十扇籠炊餅,你從明日起,只做五扇籠出去賣,每日遲出早歸,不要和人吃酒,歸到家裏便下了簾子,早閉上門,省了多少是非口舌,如若有人欺負你,不要和他爭執,待我回來自和他理論,大哥依我時滿飲此杯。”武大接了酒道:“我兄弟見得是,我都依你說。”吃過了一杯酒,武松再篩第二杯酒,對那婦人說道:“嫂嫂是個精細的人,不用我武松多說,我哥哥為人質樸,全靠嫂嫂作主看覷他,常言道,表壯不如裏壯,嫂嫂把得家定,我哥哥煩惱做甚麼?豈不聞古人言籬牢犬不入。”那婦人被武松說了這一篇,一點紅從耳根邊起,紫漲了面皮,指着武大便罵道:“你這個腌臢混沌,有甚麼言語在外人處說來,欺負老娘。我是一個不戴頭巾男子漢,叮叮噹噹響的婆娘,拳頭上立得人,肐膊上走得馬,人面上行得人,不是那等搠不出鼈老婆。自從嫁了武大,真個嶁蟻也不敢入屋裏來,有甚麼籬笆不牢,犬兒鑽得進來。你胡言亂語,一句句都要下落,丟個磚頭瓦兒,一個個要着地。”

  我們真得佩服施耐庵的本領,他運用語言運用得這樣好,我們看了潘金蓮這一段,也就看見了她的模樣,聽到了他的聲音,認識了她的為人,而且連武大郎的家庭情況也完全看得出來了。
  上邊所舉出的例子,我想已經可以說明“活的語言”在文學作品中的地位了,但是如何才能獲得這種語言呢?高爾基在“和青年們談話”中繼續說道:“文學者們是從日常生活的自然狀態中,嚴選了正確,恰當,適切的語言,把事實中的社會意義,在其一切重要性,完全性和明瞭性上描寫出來,便是藝術作品。”

  語言之選擇與運用,誠然是困難的,而“活的語言”之運用則尤不易“但我們也未嘗不可以說是容易的,只要作家不是永遠把自己閉在書齋裏,只要作者肯跑到現實生活中去生活一遭,好的語言也是俯拾即是的。
  是春天,我們坐着包車,須用整整一日的時間,從省城趕回我們所住的那個縣城。因為多日不雨,天氣已經非常燥熱,馬路上的塵土為車馬行人所翻揚,令人張不得口,開不得眼睛。車夫們滿身是汗,氣喘噓噓地走着,然而在氣喘噓噓之中,他們總不斷地講着笑話。他們熟悉於種種社會,他們懂得各種人物,而他們的肚子裏又滿是好故事。天色已經晚了,而我們的目的地還看不見影兒,我們以為他們已經很疲乏了,應當少講話,然而不然,他們的故事是講不完的,我們惟恐不能趕到家,自然有點不高興。其中一個車夫忽然高聲叫道:

“媽喲,老子三天不見你,你就跑了?老子要打你!”

  這卻叫我們吃了一驚,“你!”“你”是誰呢?我倒要看看這個被“老子”罵了而且將要挨打的“你”。正在左顧右盼百思莫解的當兒,小城卻已經隱隱在望了,原來“你”就是那座城。
  你看,這就是我們的勞動者的風趣,拉了一天車,太陽下山了,而目的地也到了,前面就是旅店,就是洗腳水,就是工錢和休息,於是對了這座石頭城─這曾經彷彿是跑了的,彷彿是故意躲閃着的,三日不見的城─像責備自己的老婆孩子似的責罵起來了。
  是插秧時節,駐在當地的軍隊都分班到城外幫助農人插秧。“我們軍民要合作…”的歌聲,水車聲,溪流聲,響徹了原野,當工作完了的時候,一個只穿着短褲的“武裝同志”,從水塘裏拔出了兩條泥腿,霍霍地湯着水,等一腳踏在岸上,一腳尚在塘中時,他嘻開了滿嘴大牙喊道:

“嗨!咂搞?咱們是自家洗自家的還是咂搞?”

  接着是笑聲,罵聲,潑水聲,光腳板在田上的拍擊聲。在這短短的一語中傳達了甚麼感情呢?這裏表示出了我們的軍士的甚麼情趣呢?暫時放下了槍桿,離開了軍營和操場,彷彿一匹脫了韁的野馬一樣,雖然是辛苦的工作,然而這又是多麼高興的工作呀!自己本來也是農人的,自己也是熟悉水田的帶臭的氣息與綠秧的甜絲絲的氣息的,於是這又是多麼親切的工作呀!雖然一隻沈甸甸的槍桿也已像鐮刀一樣的熟手了,而此刻,則更像是回到了自己的家鄉一樣的工作着,也許自己還驕矜於既能打鬼子,又能種莊稼,從前軍隊欺負老百姓,如今抗戰了,軍隊幫助老百姓努力生產,一旦工作完了,於是快樂的衝激使他發出這樣的歡呼:怎麼幹?咱們還是自己洗自己的腿呢還是怎樣?這話的回答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媽賣皮的鬼兒子喲,不自己洗自己的還有誰抱着你洗嗎?”是啊,是那樣粗壯硬朗的小伙子啊,你看那腿,那腿上的肉疙瘩,像一窩蛤蟆一樣跳蹦着,腿上的毛,像樹根一樣滋長着,誰還能抱着你的腿去給你洗呢?
  像以上所舉的例子,只要你肯留心,真是隨時隨地都可以聽到。
  又如姚雪垠先生在“我怎樣學習語言”中曾說:

  大概是1934年的夏天,我因為沈重的吐血病離開了北平,路上輾轉耽誤,到秋末才回到故鄉。在故鄉的七八個月中,我既不能寫作,也不能讀書,天天只有睡覺和吃飯。無聊的時候,我隨便讀一讀世界語,或把故鄉的口語記錄下來。日子久了,搜集的語彙多起來了,便按着編辭的方法把所搜集的語彙總寫在筆記本上,題名為“南陽語彙”。這工作雖然沒有做完成,但卻得了極大益處。我從此真正地認識了口語的文學美。那美是在它所具有現實的深刻性,趣味性,以及它的恰當,真切,素樸與生動。一位朋友曾對我說,外國的農民語言往往很富於幽默性,而我也從故鄉的農民語言裏發現了濃厚的幽默趣味。我讀過托爾斯泰的傳記,這位偉大作家對於故鄉農民語言的種種讚美,我全可以借用來讚美我的父母之邦。且不說我所知道的許多“嵌子”(即歇後語),如今我只隨便舉幾個例子瞧瞧。在口語中形容一個走路很慢的人便說他是“肉豬”,說他“一步挪四指”,(在我的故鄉山東東部卻說“一步挪不得四指”,—李。)或“一腳踩死一個螞蟻”,(我們那兒卻說“一腳踩不死一個米羊”,米羊即螞蟻,—李。)形容一個性情麻木的人便說他“沒血沒汗”,或說他“扎一百錐子不流血”。形容一個小心怕事的人說,“走樹下怕樹葉打頭”,(我們那兒卻說“怕掉下樹葉來砸破腦袋”,—李。)形容一個刻薄的人便說是“刀子”,倘若這個人是嘴上刻薄而心田良善,便說他是“刀子嘴豆腐心”,相反的人被形容為“嘴甜心苦”。鄉下女人逢年節又黑又粗糙的臉上擦了很厚一層粉,便有一個絕妙的形容語:“驢糞蛋兒上下霜了”,(我們那兒卻說“驢糞蛋上掛霜雪”,—李。)諸如此類的美妙口語,只要稍留心去搜集,真正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在過去的新文學中,除掉老舍張天翼等少數的幾位作家之外,我很難看到哪一位作者不在蒼白貧血的“白話”裏打圈子。口語之所有如此豐富的寶貴遺產,是因為凡好的口語都不是被抽過血的,在新文人筆下傳播的所謂“白話”它是無數人在千百年中集體創作的,是依據無數次的生活經驗,經過無數錘鍊,無數淘汰,才成功的活語言,所以它恰到好處,在嘴裏咀嚼時有滋味,寫在文章裏發生光輝。這才是真正的和活的國粹,流露着民族的,大眾的,幾世紀以來的生活,習慣,思想和情趣。這些口語裏滲透着無數的無名天才的心血,這裏邊也帶有寶貴的啟示,啟示一個文學家應該怎樣去創造語言,形容事物。

  為了證明我所說的美妙的口語真是俯拾即是,我引用了姚雪垠先生所說的這些例子。但這樣的語言雖說是俯拾即是,卻不見得樣樣都可拾,還需要加以批判,知所取捨,也正如高爾基所說,是必須經過嚴選的,尤須特別注意其完全性與明瞭性。潘菲洛夫在其“論革命的語言”中也曾說:“…我們明白知道,民眾的語言中有許多好的,如果把民眾語和貴族語放在天平秤上,在價值上,美麗上,民眾語要優勝得多。但在民眾語中,也有許多必須丟棄的渣滓和垃圾。…”怎樣丟棄,怎樣拾取,或怎樣加以改造而成為創作的語言,那自然因人而異,也因所寫的場合與人物而有不同。

  曾經有朋友向我歎息道:“我是一個沒有故鄉的人,我丟掉了我的故鄉,也丟掉了故鄉的語言,我幾乎不能說一句純粹的鄉土話了。”言下表現出無限哀愁。從事於寫作的朋友們,我想該有很多是來自鄉村的吧,我們都曾經說着自己的鄉土語言,聽過用自己的鄉土語言所編織成的那些豐富而美麗的謠曲與故事,而那些語言之中,都是充溢着我們民族的特色,人民的生活經驗與智慧的。但我們的文化卻都在少數都市中,我們拋棄了鄉村,而走向城市,於是我們和大眾隔離起來,我們忘記了他們的語言,也隔離了他們的生活,於是我們所寫的是我們的小世界,而一些能讀的,也只是少數人,於是文學成了少數人的私產。落後的鄉村,廣大的群眾,就根本沒有分兒了。為了教育大眾,為了喚醒大眾起來參加鬥爭,參加我們的民族解放事業,“通俗文藝”,“文藝大眾化”等運動,以及“民族形式”的討論等等,已經有了相當的時日了,所謂“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應當怎樣地去努力發揚並完成呢?這自然是多方面的很困難的工作,而我們的作者,要深入現實中,要和老百姓們親近,要和他們在一起生活一遭,要瞭解他們,教育他們,並向他們學習,這應該是很重要的吧,而向大眾學習活的語言,也該是重要課程之一。更進一步,我們不妨把我們的夢做得更遠一點,也更美一點,不知道須經過多少艱難困苦的崎嶇道路,使人民大眾的文化水準提高起來,使農民,工人,士兵…不但能讀,能欣賞,而且讓他們之中的天才也能寫,能創作,也可以產生出他們自己的作家來,可以用他們自己的語言寫出他們自己的生活,寫出他們自己的痛苦與快樂,寫出他們自己的理想與哲學,那才真正是“民眾的文學”,那才可以成為他們自己的教育工具,他們自己的戰鬥武器,他們自己生活的安慰與滋養。然而,擺在我們面前的道路還是多麼悠長啊!

(選自夏丏尊:作品漫談

列印本文 Facebook 分享

2019.11

特稿

小品

精彩題目

 

關於翼報 | 支持翼報 | 聯絡我們 | 歡迎賜稿 | 版權說明 ©2004-2019
天榮基金會 Tian Rong Charity Lt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