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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傳入中國的宗教

史直

 

  中國最古的固有宗教是道教,而進入中國最早的是佛教。佛教的解經者有個同一的說法:人人都可以成佛。佛既非上帝,那麼佛教是否宗教?另外,在中國北方各地有孔教會之設,但孔子的主張是: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和敬鬼神而遠之。他所指出的鬼必非鬼魂,是眼所不見瞑瞑間遐想中的物體。但是他也曾說“獲罪於天無所禱也”,他所說出的天,不知是否與今日天主教,正教和基督教所稱呼的上帝或神同一所指?直到今日,孔孟之道,並不被廣泛地公認為宗教之一。

  中國歷史所載,最早通西域的是張騫(?-公元前114年),他兩度西使(公元前139和127年),其副使曾遠達安息即今伊朗(公元前119年),但他不曾帶回西域的任何宗教。約二百年後,班超(公元32-102年)通西域,佛教開始進入中國(公元61-63年)。漢明帝(公元28-75年)時,蔡愔入印度,帶來印僧在長安建白馬寺,譯述佛經自此開始。佛教給中國最早的遺物影響見於敦煌的千佛洞。它自第二世紀開創歷約千年始衰。其次是山西的雲崗石佛,工作始於南北朝時期(公元460年),於五百年以後始完成。南朝的梁武帝時期有宋雲和惠生前往印度取經。最著名的是唐太宗時期的玄奘,此時景教也進入中國,同時祆教(拜火教,即二元教),摩尼教,天方教(伊斯蘭教),相繼在長安建寺院,但深入民間的僅有佛教。史實見於自古迄十九世紀之末,中國民間讀四書,尊孔孟,拜觀音,供灶君,祭亡魂於土地和城隍兩廟。富家做喪事請道士或佛僧誦經,甚至兼請,所求的是魂歸西天。由此可見儒釋道三教之融合深度。


蔡愔入印度,帶來印僧在長安建白馬寺,譯述佛經自此開始

  根據七七事變(1936)前中華年鑑Chinese Year Book),佛教在中國佔第一位,全國有佛寺267,000座以上,出家人約738,000,教徒數目缺如,可能超過一億人口;其次是伊斯蘭教,全國有清真寺42,371座,教徒48,104,240人。

  伊斯蘭教除了在唐朝曾在長安建寺外,史書上有載,唐末大食人(Seljuks)和中國通商,首先在廣東建寺(何地不詳),又於宋代在泉州建寺,相傳古寺迄今尚在。中國北方盛行伊斯蘭教,應始於宋代在開封聚居阿拉伯人的功果,工作擴展華中一帶而及於河北和山東各省,因此北方的教徒很多。例如山東省戰前人口三千多萬人,伊斯蘭教徒有2,890,430人,此數也載於中華年鑑。所謂大食人是中央亞細亞的突厥語系民族他們在中國的唐末進入中東建國,曾與十字軍交鋒取勝而強大並發展了航海,對中國貿易。

  景教(Nestorian Christians)是天主教的一支,所不同的是景教徒不對聖母馬利亞膜拜,理由是她只是耶穌肉身的母親。景教在中國之衰是由於宋代西夏在中國西陲強大,遮斷了中國和西域各國間的通路,歷約二百年所致。景教的遺跡有保存在西安碑林的景教流行碑為最,其首句是:室女誕生於大秦,判十字以定四方。大秦是指羅馬帝國,猶太全地在羅馬版圖。因此在中國的景教寺名叫大秦寺。光緒末年,在千佛洞內發現“光榮”和“謝恩”兩經的寫本,被巴黎博物館收藏。又民國初年在綏遠河套,東北的鞍山,揚州,泉州等地先後發現景教遺物,分存北平輔仁大學和察哈爾崇禮縣天主教堂。未知各遺物今日尚在否?
  直到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時代,意大利人,馬可波羅(Marco Polo, 1254-1324)東遊中國各地前後凡居留十七年時期,他曾在沿路見到景教寺多處,惟他不曾說明寺院已廢或仍在開放。我們今日所確知者是景教在中國之廣傳已給天主教先鋪好了道路。
  早在元世祖忽必烈時代以前,成吉思汗第三個兒子(太宗)死後他兒子定宗即貴由(Guyuk Khan, 1206-1248)做蒙古帝國皇帝的時候,天主教的方濟會(Franciscans)自意大利派來兩神父Plano Carpini(c.1180-1252)和Benedict The Pole(c.1200-c.1280)前來參加定宗的加冕禮並向定宗要求准許派遣教士到中國傳教,但無結果而返,時在1246年。
  約五年後,定宗病故,由皇后攝政,天主教的多明我會(Dominicans)派來神父Andrew of Longjumeau謁見,但他不肯向皇后叩頭,遂激怒了蒙古皇朝,亦無結果而去。
  1253年,方濟會派出教士前來謁見憲宗即蒙哥(Mangu, c.1208-1259),無結果而返法國。次年,兩教士前來給被元軍俘虜的異族人行彌撒之禮,當即被逐出境。
天主教叩中國的大門,近五十年後才被叩開。
  1294年,孟高維約翰(John Montecorvino, 1246-1328)在大都(北京)定居,設堂,譯新約全書成蒙古語。直到他逝世,工作約三十年,相傳經他施洗的信徒在六千人以上,那時中國全國已有天主教徒多至萬人。未知今日天主教在北京的那座古老大教堂是否為當年所建?


利瑪竇與徐光啟

  據清朝全史(1960台灣中華書局出版)便知天主教在明末清初已有異常驚人的發展。在著作和出版方面知名可數六十三人,其中三十二位在明朝來華,三十一位在清初。其著作範圍除宗教性質者外,有天文,地理,數學,物理,曆法,測繪,生理,傳記,西方史,氣象等。其中有聞於後世者如意大利人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當時,他可出入宮廷。明萬曆間(1573-1620)進士徐光啟(1562-1633)累官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教,從利瑪竇學習西方文化和學術。中國人精研西學,自徐光啟開始。
  滿清入關後,順治時代中國採用西方曆法。順治故後,各地有反洋運動,然為時甚暫。康熙從政後醉心西方文化,時時請教士入宮講解西方學術,並於巡行各地時有教士隨行。
  自民國成立以來,一般左翼文人及反宗教者咸謂基督教是與鴉片戰爭(1840)而來。但事實卻非如此。現在的資料可查的是,最早到廣東傳教的是英國出生的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1782-1834)。他於1807年即嘉慶十二年抵達廣州。到中國沿海傳教的是郭士立(Karl F.A.Gutzlaff, 1803-1851),原籍德國。他入荷蘭一間神學院讀書,畢業後被按立為傳教士。他藉重荷蘭東印度的職位東來,工作兩年後請辭,加入在馬六甲的倫敦傳道會,潛心苦讀中文,着中服,留髮辮,取姓“郭”,於1831年即道光十一年北上,最終目的地是京,津和滿州。繼其後(1835)有倫敦出生的Walter H. Medhurst(1796-1857)和美國康州出生的Edwin Stevens,他兩人於1835年即道光十五年聯袂北上,攜帶宣傳品兩萬份,包括“四福音簡本”,“基督教概論”,“十誠新譯”,“基督生平”等小冊子沿路分送。但實際情況則無所知。由於彼等不准陸上久住,效果不顯,概可預料。
  鴉片戰爭(1840)後,南京條約(1842)下五口通商,中國對西方的情勢大變,各國派遣來華的教士增多。及至天津條約(1858)及北京條約(1860)訂立又加開五埠後,中國的門戶等於全部開放了。此後,各國的傳教士得以進入內地定居及展開工作。
  基督教進入中國以後對中國最大的貢獻是現代化的各級和各種教育。
  戰前,聞名於國人者,在大學方面,有天主教在北平的輔仁大學,天津的工商和上海的震旦。基督教所辦的大學至少有以下者:廣州的嶺南,福州的協和,成都的華西,長沙的湘雅,武昌的華中,杭州的之江,蘇州的東吳,上海的聖約翰和滬江,濟南的齊魯,南京的金陵和金女大,北平的燕京。其中歷史最悠久的是齊魯大學,它的前身是濰縣(今濰坊)的廣文大學,廣文的前身是登州(今蓬萊)的文會館,它創於1882年即清德宗光緒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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