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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陸軍師範到河套開墾

曲拯民

 

  自從義和團之亂開始直到八國聯軍入北京(1900)為止,兩年之間共有西方傳教士及家屬二百八十二人遇害。其中僅有一名西人在山東泰安被殺,事發生於袁世凱(1859-1916)就任山東巡撫以前。其他二百八十一人絕大部分慘死山西省境內。詳情見於中華書局出版的中國近百年史料續編之庚子教士受難記。作者是闕名,滿族人,其正確性應勿置疑。


山東巡撫袁世凱

  袁世凱就任山東巡撫(1900),即刻下令軍警保護外僑,結果無一西人傷亡。上任不久,他將殺死那西人的六名匪徒捕獲就地正法。 袁世凱在山東的政績當時很受讚揚。辛丑和約(1901)訂立後,適李鴻章(1823-1901)病故,袁世凱遂被調,接替了李鴻章的職務,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由於八國聯軍總部仍在天津,所以袁世凱逕去保定府視事,專心培植北洋軍力。

  除了在天津原有北洋武備堂以外,袁世凱在保定設立將弁學堂,練官營,參謀學堂,測繪學堂,以及陸軍小學。後來袁世凱將這些較高級的軍事教育學堂(實是訓練班)合併,新名稱是保定陸軍師範學堂,應在1904年即光緒三十年,所以久聞於國人那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習稱保定軍校)比陸軍師範晚了八年。


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習稱保定軍校)比陸軍師範晚了八年

  保定軍校是原陸軍小學和中學升格而設,始於民國元年即1912,校齡是十一年。但保定陸軍師範比較短命,只有七年,於辛亥革命武昌起義(1911)前被清廷封閉。這是我父親對我說的,唯今日並未找出革命史對此有甚詳細記載。後來才知道,民初陸軍部長靳雲鵬,北洋軍閥時期的華北五省巡閱使吳佩孚(1874-1939)和北伐完成後的山東省主席陳調元(1886-1943)等都是保定陸軍師範出身。但是保定軍校出身的名將和著名人物可就多了:唐生智,熊式輝,張治中,傅作義,顧祝同,劉峙,羅卓英,周至柔,陳誠,上官雲相。還有八一三淞滬抗日的名將蔣光鼐(1887-1967)和蔡廷鍇(1892-1968)也是保定軍校出身。

  我父親怎會記得保定軍事學校的舊事和年份?原來他執教保定陸軍師範歷兩年半的時間。他教的是數學,包括代數,幾何(當時稱為形學),大代數和微積分。他說,保定陸軍師範學生的素質很高,在他接替工作之先,有三位數學教員已被學生轟走了。


曲秀狀(子元)

  我父親曲秀狀(子元)於1908年卒業濰縣的廣文大學,廣文的前身是登州(今蓬萊)的文會館。文會館的大學部創於1882年,是中國最早的一間大學,於1904年遷校濰縣改名廣文。廣文後來於1917年遷濟南,成立齊魯大學,即今日山大的校址所在。因此,父親是廣文大學1908年第三屆畢業生八名之一,其名單和照片載於“文會館志”和“廣文校譜”。
  父親畢業後想在基督教範圍內從事教育和文化事業。時適值保定陸軍師範致信廣文大學,說明要聘請本屆畢業生在數學考試第一名的前來擔任他們的數學教員,於是父親經學校的介紹前往。
  該校的學生選拔自正在衰落中的“八旗”子弟。本來,清軍入關是依賴蒙八旗(多為騎兵),滿八旗和漢八旗。後來自身腐化,始有曾國藩的湘軍,李鴻章的淮軍和左宗棠入新疆的楚軍出現。清廷欲提高八旗的素質,遂選拔了八旗中的精英,滿漢學生兼有,旨在提高炮科,測量,工程等各方面人員的程度。因此,保定陸軍師範的教員統以武職特優給薪,每月一百二十兩銀錠,有專室吃飯,四菜一湯,專人伺候,每過一門必有侍役代掀門簾,出門不得微服,全身軍服,一乘綠色轎專候。父親本不習慣官場生活,奈何身為長子,弟與妹共四人已經入學,而二弟正在煙台建立繭綢及花邊出口事業,並在家鄉黃縣(今龍口)設莊教授織花邊的技術和生產。因此,經濟方面的需要和壓力特大。事實上乃是報酬豐厚,機會難得。
  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的前幾個月,清廷發現該校有革命分子正在活動,遂將涉及革命運動的教員和學生逮捕並將學校封閉。父親素來謹於言而慎於行,又係最年輕的教員,不曾參與,方得保全性命,返回煙台。
  武昌起義後,煙台方面的義士相率響應,首先攻擊道台衙門,次攻海軍訓練營,大獲全勝。煙台方面電請南京黃興(黃克強,1874-1916)遴選都督前來領導,黃興遂派出日本留學警務歸國的胡瑛(1884-1933)擔任此職。父親應召參加都督公署。由於他能講幾句英語並或因他的資歷,遂擔任了公署的庶務(今稱總務)主任。


孫中山先生

  民國元年元旦,孫中山先生(1866-1925)在南京就職臨時大總統。同年四月,中山先生為了全國團結,情願退位,讓予在北京的袁世凱,而他於退位後決定訪問全國。中山先生訪問了山東省的濟南,青島和煙台。在煙台的數天招待與訪問的節目由我父親負責,包括接送。父親本不喜官場生活,都督公署的工作可能不足一年即告退出,開始幫助我二叔父擴充花邊的生產和輸出業務。多年來,家存都督府的全體合照及紀念章一枚。


中山先生(中)訪問煙台的數天,招待與訪問的節目由曲子元(中山先生左邊)負責
〔按圖可放大〕

  1915年適我出生,是年二叔因併發症去世,結果父親不得不獨自擔起家庭事業來,直到芝加哥的代理Miss Bingnam於1926年親到煙台來訪問,說明花邊和山東繭綢在美國漸失時尚,她將改業,放棄代理;而此時北方各地的軍閥時有地盤上的爭奪戰,鄉區正鬧土匪,欲在花邊生產地的黃縣綁架曲家人。風聲鶴唳下,父親遂結束了花邊生產,舉家遷來煙台。多年以來,由於自身有收入,父親才可在十幾年中從事社會義工。他認為信仰基督教必須兼做社會工作,對於救災,醫藥,文化,教育等做出成績來。
  1922年陳炯明(1878-1933)在廣州叛變,中山先生逃到上海,著書立說。1925年,父親自上海取得中山先生的論著三民主義建國方略建國大綱,常常在家中閱讀。他囑我切不可告訴任何人,因為在北方軍閥時期中山先生的論著全為禁書。他有時唱着那歌“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同時手舞足蹈,似乎在憧憬着那個大同世界,在我這個十歲的小孩子看來,父親有點神經兮兮。


曲子元和同學同道發起興建華人自己的教堂(今日煙台勝利路的教堂)

  每年冬天進入貿易出入口業務的淡季,基督教救世軍在碼頭附近搭蓆篷施放免費米粥,父親時常前往相助;某次黃河決口,他代表煙台教會前去施賑,在武定府地方幾乎被暴徒傷害。中國全國基督教青年會的晏陽初博士(1890-1990)在煙台施行識字運動,父親身為會長,督導了全市的宣傳和推行;他一度擔任啟瘖(聾啞),護士,益文商專的校董;他和同學同道發起興建華人自己的教堂(1920完成),曲家首捐二千六百銀元,記錄見於鐘樓間。我問父親,全部建築花費多少,他說約為九千銀元。此堂自1950年代即已開放,成為“愛國三自”即今日勝利路的基督教堂。昔日,教會樓下興義學,取名愛光小學,父親兼任校長。他與文會館同學三人創立煙台的首間女子中學,取名真光;曲家每年有認捐以示支持。他任第二屆校長,為期六年。只因自1928年起在每星期一晨紀念周上不肯領導學生向中山先生遺像鞠躬,被國民黨市主委申斥後乃憤然辭職。他所兼任的職稱,全是義務,不取分文。


曲子元(後排中)與文會館同學三人創立煙台首間女子中學,取名真光;
他任第二屆校長,為期六年。

  1928年元旦,國民政府建都南京。他擬在“黃河百害河套一利”的綏遠河套間開墾,遂派人前去南京洽商申請地照,於1929年獲得,租期九十九年。
  煙台組成了兩間股份有限公司。共和堂的目標是建設河套中臨河縣市區,買地,築房屋,着重幫助移民;人和堂專事開墾,發展農業。他的兩位助手,全是廣文大學的同學。其一前為中學理化教員,另一位正任青年會幹事,且俱出身農村,富有農業知識和經驗。
  發源藏青兩省高原的黃河,經甘肅和寧夏北流,為陰山前的高原所阻。河水緩流下,淤泥至此而積,形成河套沃土的百里大平原。臨河縣就在河套中的南部。

  第一年是丈量土地,安置同人,選用本地的專業人員和工人,聯絡原來在地上以牧放為生的蒙古人和從事耕種的山西人。本地主要的農業出產名叫直子,正寫或為“粢”,它如同大黃米,性黏,可做稀飯或米飯煮,也可碾碎做糕餅。開始在界限的東南端掘長溝,候秋天霜降草枯西北風起,從西北面點火,日夜焚燒,直到壕溝為止。此處原為處女地,草長沒頂,若方向不辨,必迷失其中。地上的草灰屬肥料,即時耕起,並挖渠道以備引入黃河的水來灌田。地方雨水稀少,農作物單靠灌溉。黃河多鯉,秋末最肥,工人灌田時順手捕捉,故餐餐可吃鯉魚,但本地的美味還是羊肉,蒙古人用手撕肉,完後順手在胸前抹淨,所以漢,蒙民族在衣服的外觀上便易於識別。還有另一識別:漢人騎馬必有馬鞍,蒙古人用不着。


河套平原今貌

   “天蒼蒼地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這個生動的描繪在河套一帶並不適合,因為此地草密而高。

  第一年的工作在天寒地凍時便告終止。父親此時返回煙台過冬,帶來甘草和鴙尾毛。說是野雞在草原上多得很,甘草樹長得人胸高,根向四方生,若用力而拔可以連根拔出。
  我問父親,人和堂所承租的土地倘全部開發能有多大?他說東西約十華里,南北約五華里,其北為雙峰的狼山。若依此算來,可有四點五平方英里,以每平方英里640英畝計之,全部可合2,900英畝。今日美國的農場平均為470英畝,那麼在五年全部開發之後,依美國的標準看來,也是一個很大的農場。父親的計畫是五年之內,可以全部開發。
  父親談到騎馬,打獵,捉魚,北去狼山的戶外自然生活,我為之神往。素來不喜歡讀書的我,打算高中卒業不再讀大學,擬前去河套從事農業。他準備在收成有把握的第三年,再興建住宅辦理移民,而曲家也買妥了宅基,等到建築完成舉家前往定居。我聽了喜不自勝。

  第二年秋收有成,並續開墾荒地,問題出在第三年。
  滿州國成立(1932)後,開始清鄉工作,原有的義勇殘軍和鬍匪紛紛自興安嶺進入內蒙的熱河。1933年,熱河的德王甘作傀儡,日軍和滿州軍進入熱河,殘軍和鬍匪們西進察,綏。此時河套區的治安問題嚴重,父親和同人必入縣城臨河過夜,即在日間農場工作的人員的安全也不保了。那時有謠傳:先捉那有油水自煙台來此務農的主人。那時,傅作義(1895-1974)的部隊屯住寧夏,傳說是政令所限不肯前來。警察方面已有說明,警力有限,不能保障煙台來人的安全,同事們苦勸父親即刻離開,以保性命。於是他連夜東去包頭而暫返煙台。1934年長城一帶有戰事,日軍佔領了張家口,切斷了平綏鐵路。煙台和臨河縣之間的消息自此中斷。不久,傳冀東自治政府成立。
  餘事不堪回首也不值得細寫。
  1937年底,華北各地紛紛淪陷,五十多歲的父親,礙難再有甚麼作為。
  1945年底,煙台被解放。父親深知他在煙台的工作記錄顯然有被整的理由,於是逃亡青島和我一家五口人同住。後來母親也來青島。我們一家人於1949年前去台北,後來全家一同前去香港。
  父親於綏遠河套的開墾和移民計畫失敗以後,悲傷的情緒籠罩了他自不待言。後來一度前到泰安馬莊那“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耶穌家庭”去嘗試新生活。唯不久即返回煙台,並在本地,青島,台北和香港四地的基督教圈子內做些義務工作。
  1940年代解放區已實行土改,及至1950年代中共統一了中國後,各省的土改進行得如火如荼,父親才悟到那古老“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教訓的可貴。
  1955年某日,他和同工陳則信,魏光禧一同到某醫院去看望病人,途中忽然罹中風,時我正作東非洲之旅,給港九共六間廠商尋找客戶中。胞兄接他到高雄去養病,不意於次年睡中安息,享年七十三歲。


曲子元中風後返高雄前於香港
(前排正中為曲子元夫婦,其左:陳則信,魏光禧,筆者胞兄)

  不幸,父親一生經過革命,軍閥爭奪戰,北伐,日本侵略,二次大戰,加上二十年來國共之爭。身置其時,便隨着時代的變遷屢遭挫折甚至失敗,誠非所可預料與挽救。他雖被譽為先鋒,但非鬥士,一生不為名利所感,只想到該做的事就當努力去做。他信服基督,但也時常思念孔孟之道,一生重素食,不曾吸煙也不飲酒更不打牌,給子弟們留下良好榜樣。我永遠受用不盡的話是:人人須手到勤來,今天能做的事不可等到明天,自己能做的事不要留給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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