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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寫實畫派對人性的反省

陳韻琳

 

二十一世紀,會是重返精神價值的世紀?
還是把二十世紀隱憂帶着走下去的世紀?

  二十世紀是人類有史以來最複雜的世紀。二十世紀經歷科學進步樂觀論,最後在環境毀壞,氣候變異,核子災難中生出無窮的恐懼;歷經民主與共產主義的實驗,最後在民主暴力,共產政權崩潰中,對任何政體都不再存有幻象;歷經現代化過程中,商品與傳媒結合帶出來的消費物化社會的心靈貧瘠,最後對人是否能走出物質慾望回歸質樸充滿疑問…。
  面對二十一世紀,大家最關心的,就是這些複雜的二十世紀心靈,有多少將會帶入二十一世紀?二十一世紀,會誠如很多趨勢研究者所說,“是個回返精神價值的世紀”?還是繼續惡化着二十世紀的文明苦果?邁入二十一世紀的我們,又可以從二十世紀的複雜心靈中,得到多少反思,以避免重蹈覆轍呢?
  正因為這些問題對二十一世紀的人而言十分重要,所以我們透過藝術,重新找出二十世紀引人憂心的某些社會文化現象,並據此作二十一世紀的參照反省。
  從這個角度審視二十世紀,我們會發現,達達(Dada)—超寫實(Surrealist)—普普(Pop)這前者影響後者的脈傳藝術家們,遠在二十世紀初,就頗有先知卓見的對未來社會提出隱憂,然後在1960年代,映證其先知性的預言。

1.自明真理信仰的瓦解與一切事物相對化

  要說到超寫實主義,絕對不能不提馬格利特(Rene Magritte, 1898-1967)這個藝術家。他遠在1920年代,已經不斷透過藝術,辯證性的提出“真偽”“心之內或心之外”“看到甚麼?”以及“語言本質”等等的哲學問題。而若干畫作,也對社會提出叛逆性的反思。


“對談的藝術” The Art of Conversation, 1950
by Rene Magritte


馬格利特 Rene Magritte

  我們先來看馬格利特“對談的藝術”。這幅畫,畫面中龐大立着一堆重疊高起的古老大石,相較之下,大石前面站立的兩個人就顯得非常的渺小了。是這兩個人在大石前對談?還是這兩個人跟大石對談?無論如何,石頭的龐大與冰冷,讓“對談”明顯的呈現出冷漠,疏離,沒有反響的沈默感。再仔細看看,石頭其實堆砌出一個字形  (RÊVE,法文“夢”的意思),看來像是“啟示”或者“顯而易見”,但是字形已模模糊糊,也就是說,“自明的真理”正在崩潰中。是自明真理的崩潰,導致對談無望?人與真理不想對談,人與人也無法對談?自明真理,簡而言之,就是信仰,而且是“非由人心產生,是真理會主動顯明自身”的信仰。人不再相信自明真理的可能性,正是一切相對化的主因,一切相對化,正是對談無法獲致共識的主因。這正是馬格利特企圖點出的:二十世紀的“對談的藝術”,是在已經崩塌的自明真理面前,面對蒼渺大地,疏離,冰冷,無法獲致共識的對談。

2.精神與心靈的走向封閉

  我們先來看馬格利特“歐基里得漫遊”(Euclidean Walks)這幅畫。這幅畫乍看之下是以幾何構圖繪出的窗外景色,但再仔細斟酌,其實是一幅畫掛在窗前,畫中景色正好與窗外風景嵌合,這就構成了真偽之辨的命題。而更重要的是,畫中直通天際理應開放,無邊無際的道路,竟然跟封閉的圓錐體看來一模一樣。


“歐基里得漫遊”Euclidean Walks, 1955
by Rene Magritte

  於是這幅畫讓我們省思幾個問題:
  我們自己的人生道路,究竟是開放的?還是封閉不斷來回往復的?你所認知到的人生,究竟只是一幅畫?還是真實的世界?甚至這幅畫可以質疑基礎科學幾何,是否是絕對真確,必要,無偽,是與人類命運絕對相關的知識?


基里訶 Giorgio de Chirico

  類似的省思也出現在基里訶(Giorgio de Chirico, 1888-1978)的作品“偉大的形而上學者”(The Great Metaphysician)中。基里訶用各種量尺代表科學的,量化的,幾何的,形而上的,但這一切不過變成了學術,把自己堆砌成象牙塔,而遙遠處孤獨的人的存在處境,完全無法從“偉大的形而上學者”中,獲得任何的解答。除此以外,基里訶的另一幅畫“不安的謬思”(The Disquieting Muses, 1916 ),更將文學藝術中最偉大的靈感與精神心靈,變作了無頭無腦的棋子,它們無主體性的在舞台上任憑擺佈。


偉大的形而上學者The Great Metaphysician, 1917
by Giorgio de Chirico


“不安的謬思”The Disquieting Muses, 1916
by Giorgio de Chirico

3.重複觀看後的情感麻痺與冷漠

  “現場觀看”,是在傳媒可以大量複製,傳播資訊後自然而然的結果。因觀看導致情感麻痺冷漠的先知性預言,在馬格利特“受脅迫的暗殺者”中揭露。這是馬格利特所有作品中最具震撼性的作品之一。
  這幅畫乍看之下,是給觀畫者一個“懸疑的劇情”:誰是兇手?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女人被姦殺躺在床上,這是很典型的煽情懸疑片。畫中央偏右,有一個男人,從他的服飾與手提包,可以看出他是一個偵探,或者他在偵察案情,但他卻看着留聲機喇叭沈思,這喇叭,是有着性暗示的。偵探需要破解案情,但沈思的腦海卻涉入姦殺的色情過程中。畫面最外側有兩個男人,他們手上拿着的東西,很明顯跟兇殺有關,他們正躲藏着。


“受脅迫的暗殺者”The Menaced Assassin, 1927
by Rene Magritte

  而很不合常理的,在畫面最中央的窗外有三個男人,這三個男人冷漠而好奇的觀望,他們在等偵探的答案。所有的男人各有其參與進案情的方式,不管是實際作案,幻想色情姦殺,偵察,等待答案…,他們都參與進案情,但沒有人真正關心已經死去的女人。這是何等嚴重的控訴!而每一個男人,都是同樣的穿着與面目表情。
  不過這幅畫還沒有完。我們會發現,馬格利特的構圖,畫面外側是沒有邊界的,也就是說,觀畫者包括你我,都被圈進畫框裏,我們置身現場。我們所處的位置在哪呢?正與窗外那三個冷漠的,等候的男人對等,我們也在等候,我們也冷漠旁觀,觀畫者一樣涉入案情,卻完全沒有真正關心過那個已死的女子。
  原來馬格利特控訴的竟然是我們!
  而仔細想想,我們讀報看電視,透過網路媒體,不斷“觀看”,重複經歷那麼多人性的殘暴,經歷那麼多殘害死亡,我們是不是果真徹底的麻木冷漠,的確只想知道真相,卻完全不關心死者呢?
  這幅畫要帶出來的批判,就是日益要求懸疑的媒體社會下,所有人無法避免的透過重複觀看成為參與者,也無法避免的成為非人性化的冷漠個體。


沃霍爾 Andy Warhol

  1960年代另一位擅長用重複圖像構成“重複觀看”畫面的藝術家,就是沃霍爾(Andy Warhol, 1928-1987)。沃霍爾以照相技術混和進畫作,刻意將畫面不斷重複,來呈現傳媒帶出的資訊累積,對人性愈趨冷漠的影響性。譬如他的“19次車禍”,“暴動”(Race Riot),“原子彈爆炸”,經過重複圖像的處理,正像我們今日透過不斷播報的電視,報紙新聞,我們重複着照片圖像或影像,經歷很多次“現場”,但我們冷漠旁觀,置身事外。


“19次車禍”Car Crash, 1978
by Andy Warhol

  很不幸的,在科技時代傳媒時代的今日,情感麻痺冷漠置身事外,的確是扼殺同情心的真實寫照。

4.消費物化與傳媒的社會

  我們先來看1960年代的名作之一:漢彌敦(Richard Hamilton, 1922-)所畫的“到底是甚麼使我們今日如此不同?”。


“到底是甚麼使我們今日如此不同?”
Just What Is It that Makes Today's Homes So Different, So Appealing?
by Richard Hamilton

 


漢彌敦 Richard Hamilton

  在此畫中,客廳空間堆滿當時最流行的品牌與產品,男女主角一個正在賣弄肌肉,一個賣弄身材,兩人都很庸俗。最反諷的就是客廳牆上掛的畫,既有巴洛克古典風格,又有漫畫風格,很不倫不類的並排放置,充分凸顯主人對藝術品味的“追逐流行”風格。其中一幅畫上有Romance幾個字,又對比出男女主角以身材和性詮釋Romance的低級趣味。整幅畫是極具批判與反諷意味的。

  當傳媒廣告,商品充斥氾濫以後,對人的物化的批判,就成為藝術界的基調。


“購物”
by Duane Hanson


韓森 Duane Hanson

  因此我們會看到韓森(Duane Hanson, 1925-1996)所製的蠟像“購物”,兩人看來像是夫婦,提滿購置的商品,卻無笑容的,空虛的站在街頭,夫婦兩人穿着時髦,卻彼此間沒有溫情。

  普普藝術家沃霍爾和戴維斯,尤其擅長繪製各種商品,在馬格利特透過藝術問“這是煙斗還是畫?”以後,沃霍爾,戴維斯(Stuart Davis, 1892-1964)問觀畫者“這是藝術還是廣告?”,這問號更具殺傷力的把崇高藝術與商品廣告混合,來反映物化社會將藝術變成商品的現象。

  當然,與物化相連的批判,就是對人完全依賴科技產品的不安。浩斯曼(Raoul Hausmann, 1886-1971)的作品“塔特林在家中”(Tatlin at Home),便已經在質疑人完全依賴科技後,人身上到底有多少百分比已變成是非人的,是機械的。


“塔特林在家中” Tatlin at Home
by Raoul Hausmann


Nude Descending a Staircase

  面對現代社會,除了商品科技,還有一股龐大讓人不安的影響力,那就是傳媒。畫家不可能忘懷這一點。羅遜柏格(Robert Rauschenberg, 1925-2008)“追朔既往” (Retroactive I),畫面中間是甘乃迪,一位歷史人物,一張相片,周遭累積着歷史,然後在右下角放置米利(Gjon Mili, 1904-1984)的照片放大圖,這是經過設計的照片,用來暗示杜象(Marcel Duchamp, 1887-1968)的藝術“下樓梯的裸女”(Nude Descending a Staircase, 1912)。(杜象著名的作品“下樓梯的裸女”,就是透過底片重複曝光形成動感而找到靈感的。他刻意在製造動感的同時,完全泯滅了“人”的屬性,讓人變成機械般消失於抽象中。)於是這幅繪畫,就像資訊累積站一樣,在畫面上累積過剩的資訊,既往的歷史。


“追朔既往” Retroactive I,1963
by Robert Rauschenberg


羅遜柏格 Rauschenberg

浩斯曼 Hausmann

米利 Mili

杜象 Duchamp

 

  透過重複圖像處理,沃霍爾也指出傳媒時代明星的商品化與英雄化。譬如他將當時代最有名的瑪麗蓮夢露(Marilyn Monroe, 1926-1962),以照相技術製成重複影像併聯一起,一個有血有淚的真實人物立刻商品廣告化了,沃霍爾又用照相技術將影像由真實轉為朦朧,來呈現明星的凋零。的確商品化時代,明星會很快速的成為英雄,又會很快速的凋零消逝。


瑪麗蓮夢露Marilyn Diptych, 1962
by Andy Warhol

  速成文化,也造成短小輕薄的思考型態,終於,漫畫卡通戰勝深刻的文學藝術作品,成為現代社會最為人接受的“藝術”。

  當信仰幻滅,一切事物相對化,精神與心靈走向封閉,情感冷漠,生活充滿消費,一切事物都被物化…的同時,以性娛悅人,給人高潮瞬間的替代宗教滿足感,緊接着就發生了。二十世紀是個徹底推導性解放的時代。所以二十世紀初馬格利特畫了“強姦”(Le Viol)這幅畫。畫中的女子,那古典藝術中最具性靈之美的雙眼與微笑,全變成了性器官。這的確是對愛情莫大的強姦。


“強姦”Le Viol, c.1934
by Rene Magritte

  而二十世紀末,美國紐約某畫廊展出的作品,除了充滿性和暴力的強烈暗示,還像沃霍爾一般,把“明星”藝術化。但這“明星”,竟然是曾經轟動社會,殺死很多孩童的殺人狂。去畫廊觀賞藝術的人,紛紛對這樣的“藝術”憤怒而作嘔。藝術至此,只能讓人徹底覺悟:二十一世紀一定要重返精神,心靈,價值,信仰之路。


艾利吾.維德 Elihu Vedder

  十九世紀末,艾利吾.維德(Elihu Vedder, 1836-1923)畫出“斯芬克斯的提問”(The Questioner of the Sphinx, 1863)這幅畫。
  希臘神話中有一個怪獸名叫斯芬克斯(Sphinx),善發謎語。最難的謎語是“有一種東西,只發一個聲音,但早上四隻腳,中午兩隻腳,晚上三隻腳。這是甚麼?”此謎語後被伊底帕斯(Oedipus)答出,斯芬克斯羞憤自殺,因牠失去“全知”的地位。
  但故事未完!後來伊底帕斯卻無法擺脫他的宿命。他最終還是無法避免的弒父娶母。這故事徹底暴露出“人”自身成為謎,命運也成為謎的困境。“全知”被人征服,但人被命運征服。艾利吾.維德繪製這幅“斯芬克斯的提問”,刻意將困頓的人置於荒渺廣大而寂寞的空間,人是如此的渺小,斯芬克斯是如此的龐大又冷漠,於是,“無解”就成為這幅畫暗藏的內涵。
  “斯芬克斯的提問”已成為一個象徵,象徵無解的永恆提問。


“斯芬克斯的提問”The Questioner of the Sphinx, 1863
by Elihu Vedder


柯爾蒙 Fernand Cormon

  也是十九世紀末,費爾南.柯爾蒙(Fernand Cormon, 1845-1924)畫了“該隱的流亡”。這故事出自聖經。該隱是亞當和夏娃的孩子。亞當和夏娃因背逆離開上帝的伊甸園後,生的兩個兒子之間,便出現兄弟相殘,該隱殺死亞伯的事件,而該隱也隨即被迫流亡。這幅畫不管是構圖或色調,都充滿天地蒼茫間前途茫茫之感。

  這兩幅畫恰好為二十世紀下了註腳:永恆的提問與心靈的流亡。


該隱的流亡 Cain flying before Jehovah's Curse, 1880
by Fernand Cormon

  面對二十一世紀,人能尋找到歸回安息的精神,心靈,價值,信仰之路嗎?那條路徑,又該從何處開始呢?

(作者陳韻琳為心靈小憩負責人。本文原載於心靈小憩,蒙作者允許同載於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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