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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選讀

“清明上河圖”畫的是哪座橋?

 

  南宋畫家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是我國藝術遺產上的稀世之珍,無論從畫法上來看,還是從歷史文物史料價值上來看,都是一件極其難得的寶物。在傳說中,明代奸相嚴嵩之子世蕃因要謀求這幅名跡,至將原藏家太倉王抒害死,後來范允臨作“一捧雪”傳奇來寫這件事,京劇裏的“審頭刺湯”等戲目,就由此而來,而王抒之子世貞,痛父冤死,無法申報,就作出一部“金瓶梅”小說來,曲折地圖謀復仇雪恨,後來嚴氏竟因此而敗亡,云云。這些傳說,未必靠得住,但由此可見這幅畫在人們心目中之地位了。還有它的“化身”即仿製偽造品之多,為任何名畫所未有,也足見其身價和影響。解放以後,這件寶貴文物的真跡為故宮博物院收得,文物出版社又為它作了精美的複製畫葉和卷軸,使得愛好藝術的人可以隨意欣賞,真是一件大快事。
  這幅畫的主題,是北宋時代東京汴州(今河南開封市)城內外歡度清明佳節的盛況。因為真跡曾經殘損,所餘已非全貌,從現在部分來看,畫幅中的一座飛橋,就成為主題中之主題。近幾年來的某些有關文章認為,那座大飛橋就是“虹橋”。
  虹橋,據記載,是“其橋無柱,皆以巨木虛架,飾以丹膢,宛如飛虹。”這種沒有橋柱,只以木料虛架的飛橋建築,是中國人的智慧創造,極有特色。畫幅中的形象,既然正和記載相合,則其為虹橋,似無疑義了。
  我個人有一個看法。若是只為了解橋梁建築,或是探討繪畫藝術,這樣認識即無不可;但若在此之外還要藉以窺測北宋京城的城市地理風物面貌,則不妨進一步追究一下,張擇端所畫的這座大橋,到底是不是虹橋?
  我說,這座橋不是,而實在應是“下土橋”。
  汴京城當時有兩層城垣,內城和外城。內城先有,外城後築,所以內城也叫舊城,外城也叫新城。因此之故,連內外城的相當的城門,也以“舊”“新”來區分,例如:新鄭門,舊鄭門,新宋門,舊宋門,新曹門,舊曹門,都是。虹橋,在東水門外,東水門就是外城東一面從南數起的第一道門,乃是汴河的下水門(由西而東,流經汴京而出城的水口)。而下土橋在內城東一面的“角門子”外,這個角門子是內城裏面從南數起的第一道門,位在汴河南岸。
  為甚麼我說它不虹穚呢?試舉三點理由供研究參考。
  第一,畫幅中作為重要標誌之一的城門,絕不像是東水門。東水門應當甚麼樣子呢?宋人“東京夢華錄”有確切的記載,說:“東都外城,方圓四十餘里。…東城一面,其門有四:東南曰東水門,乃汴河下流水門也;其門跨河,有鐵裹窗門,遇夜如閘垂下水面;兩岸各有門通人行,路出拐子門,夾岸百餘丈。…”可見東水門是跨河門,正門如閘狀,夜裹不過舟船時,則閘門關閉,而兩旁另有通人行的偏門。──可是畫幅裏的形象完全不是這樣。
  其二,同書又確切記載:“東都外城…城門皆甕城三層,屈曲關門;唯南薰門,新鄭門,新宋門,封丘門皆直門兩重:蓋比係四正門,皆留御路故也。…新城每百步設焉面戰棚,密置女頭,旦暮修整,望之聳然。”“可見汴京外城四面除四個當中正門是兩重的甕城門,門門直對的,其餘都是三層的甕城門,門和門都不直對而開,形成交錯之狀,這是關係防守的設置(甕城就是包繞在城門面的小城。當初北京也還有甕城的遺跡,例如西直門到很晚還存在)。至於城牆,每隔百步便有馬面戰棚(今北京城猶有遺型)。──可是畫幅裏的形象又完全不是這樣。
  其三,據“東京夢華錄”說,“自東水門外七里,至西水門外”(汴)河上有橋十三:從東水門外七里,曰虹橋,…”是虹橋距離城門尚有七里之遙;縱使畫幅中的城門可以勉強認作東水門,那門和橋間的距離也不像是在代表着“七里”的景象和意味。而實際更挨近水門的還有一道順成倉橋。
  以上,或許有人說,繪畫是藝術概括,不同於攝影或測繪地圖。本不必拘執;何況張擇端是南宋畫苑人,他是在南方追憶故都的舊景而寫為畫幅的,也不能全部符合實際情況。
  誠然,藝術不是攝影,而我國從來也沒有過真是自然主義的作品,即使寫生畫,肖像畫,真以實物為模特兒的,也不等於“自然主義”,這個關係到我國藝術傳統,藝術理論,文化思想的問題,連文學也不例外。但是藝術概括對於“清明上河圖”這種性質的繪畫來說,恐怕正應該是突出現實景物的要點和特色,而不是恰恰相反;它也不同於一般的山水畫,比如畫個城門,畫個橋樑,可以取其“意到”,不必“形似”。張擇端既然意在描繪故鄉面貌。至少在重要特點上要基本符合實際;假使他把那座最具特色的東水跨河門畫成那麼樣一個普通城門的樣子,則南宋初期流落在江南的皇室,故老俱在,每年奉使到淪陷區中原故國的人更是絡繹不絕,汴京彼時大致建築也還未經巨變,許多人都看過,都走過的地方,難道畫家既要描繪實景給人看,反而可以任意編造,過於支離嗎?假使那樣,誰會承認他畫出來的東西還成其為汴京清明上河圖呢?再說,今天大家之所以認為那橋是虹橋,主要理由還是那座橋的形制和虹橋符合而已;如果他既然可以把東水門改畫成那樣子,那麼他也可以把虹橋不再畫成飛橋──可以畫成“低平不通舟船”“石梁石筍…石壁…石柱”的天漢橋成相國寺橋樣式,到那時,難道我們也還可以借口藝術概括而仍指之為虹橋嗎?
  所以我覺得那樣解釋也還不足以使人折服。那個城門若指為東水門,是怎麼也說不過去的。城門既不是東水門,那門外之橋當然萬不會是虹橋了。
  為甚麼我說它應當是下土橋呢?也可試舉三點理由。
  第一,據“東京夢華錄”記載,汴河上面原共有十三道橋,後來加上把以船代渡的西浮橋改建而成為木石橋一座,實共有橋十四道。由東往西數,是虹橋,順成倉橋,東水門裏便橋,下土橋,上土橋,相國寺橋,州橋…。這州橋便是“水滸傳”裏寫楊志賣刀的地方。正名曰天漢橋,正對大內御街,是十幾道橋的中心點。相國寺橋在“經度”上正對保康門(內城南壁共有三門,正中朱雀門,東為保康門),遠在內城東壁以西,亦即不會是距內城角門子很近的橋;這樣往東排下去,上土橋自應在角門子內,而下土橋則當在門外:這兩座是最挨近角門子的。畫幅中那城門既然不像外城的東水門,當然只有這個內城角門子最相合了;而在汴河水道次序上講,在城門內外稱呼上講;下土橋之當在城門外,是沒有多大疑問的。
  其二,畫後題跋中有金代臨洺王礀的兩首詩,其第二篇云:“兩橋無日絕江船。十里笙歌邑屋連。極目如今盡禾黍,卻開闢本看風煙。”而首句下有原注,說,“東門二橋,俗謂之上橋,下橋。”王礀,字逸濱,明昌(金章宗年號,190-1195,相當於南宋光宗紹熙元年至寧宗慶元元年)中,官主簿。他又是汴梁人(以上恉據“詞綜”小傳),眼前景物,所說固應可據。他所說的“東門”,即指“東角門子”,而上橋下橋正就是上土橋下土橋了。他既認為畫幅是“兩橋…圖本”則現存這一門外飛橋自當是以下土橋為合了。
  其三,“東京夢華錄”說明:“從東水門外七里曰虹橋,其橋無柱,皆以巨木虛架,飾以丹雘,宛如飛虹。其上下土橋亦如之。”據此,上下兩橋的建築法,與東水門虹橋相對,然則如所畫是角門子外的下土橋,表現為那樣飛橋形制,是正相符合的。
  至於大家是怎樣將此橋訛傳為東水門外七里的虹橋的呢?原來也不是偶然的。“澠水燕談錄”卷八說:“青州城西南皆山,中貫洋水,限為兩城。先時跨水植柱為橋,每至六七月間,山水暴漲,水與柱鬥,率常壞橋,州以為患。明道中夏英公(竦)守青(州),思有以捍之;會得牢城廢卒,有智思,疊巨石固其岸,取大木數十,相貫,架為飛橋,無柱。至今五十餘年,橋不壞。慶曆中陳希亮守宿(州)以汴橋樑,率嘗損舟害人,乃命法青州作飛橋(按可參看“宋史”二九八陳希亮傳)。至今汾泏皆飛橋,為往來之利,俗曰虹橋”。這段資料把飛橋的創始沿流說得很詳備,陳希亮是效法青州飛橋法,在宿州作飛橋,因此“詔賜綵以褒之,仍下其法,自幾邑至於泗州,皆為飛橋。”(“宋史”所以汴京的飛穚又是效法宿州。而本來人民是管所有這樣的飛橋都叫作“虹橋”的,是泛名;及至流入汴京“虹橋”這一泛名開始成為東水門外第一座飛橋的專名了。而作為泛名的“虹橋”稱呼,仍然存在於各處人民口中。因此之故,後人不盡明了,引起混亂。就是說,起初把畫幅中的飛橋呼為虹橋,也並不算錯,因為那是泛名;而汴京恰好有專名“虹橋”的一道橋,於是漸漸有人把所畫之虹橋固定為東水門外七里的“虹橋”,這便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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