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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洵論英明領袖的條件

天涯過客

 


蘇洵畫像

  宋蘇洵(1009-1066)論人主須有“知人之明,用人之才,容人之量”,方能駕馭英才,成就偉業。時至今天,此話仍有百分之百的準確性。遑論一邦或一國之主,就是一小小的社團首領,也應具有此三條件方能推進業務,將會所發揚光大。

  會中人才濟濟,各有所長,作為首領的定要明察秋毫,將每項任務託付給最有資歷負責的人,他方能勝任愉快,將事件處理得井井有條,速奏奇功。若首領具有知人之明的眼光,會中必用無遺才了。然此話談何容易,知人之明隱含着深湛的才智學識,忍耐的細心觀察,和果斷的明確選拔。

  單有知人之明是不夠的。領袖本身亦要有才德足以服人的條件。經綸濟世之才不是蠅營狗苟之徒,可以呼之必來,揮之則去的。這可以解釋中國歷史上有很多楚材晉用的例子。最為人知曉的三國時姜維本是魏將,後為諸葛亮降伏,在西蜀度過戎馬一生,蜀亡後為劉禪效死。清初名臣范文程,家世顯赫,是北宋抗擊西夏,拱護邊陲的儒將范仲淹十八世裔孫。故鄉撫順淪陷後金(即清末入關前稱號),後被清太宗提拔,參與軍政。運籌帷幄,用反間計殺掉明將袁崇煥,用陰柔策勸守邊大將洪承疇歸順。清兵順利入關,定鼎江山,范文程居功甚偉。很顯然,姜維和范文程同是楚才晉用,彪炳史策。蜀相諸葛亮和清太宗皇太極發揮用人之才到極端。

  最後一條“容人之量”是人主最難做到的。人總是有缺點,天下奇才也不例外。用人能取其長而包含其短便需要有汪洪大量了。唐太宗李世民最懂其中三昧。開國名將尉遲敬德恃功生驕,凌侮同僚。唐太宗多方容忍他而在背後訓勸他。所以君臣能全始終。太宗乃歷史上難得的明主也。用人能“內舉不避親,外舉不忌仇”方能做到盡善盡美,前句只不過是“知人之明”罷,後句能用仇敵便需要“容人之量”了。三國時曹操有此本領。我們且讀資治通鑑漢獻帝建安十年(公元205年)的記載:

官渡之戰,袁紹使陳琳為檄書,數操罪惡,連及家世,極其醜詆。及袁氏敗,琳歸操,操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身,何乃上及父祖耶!”

  陳琳是建安七子之一,他所撰的檄文,文筆鋒銳,是中國文學史上五大檄文之一。數曹操父為宦官曹騰養子,騰與其他宦官“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害人”。又揭發操“殘賢害善,專制朝政,發掘墳陵”之罪。三國演義對此事有戲劇性的描繪。

陳琳反答:“箭在弦上,不得不發耳!”刀斧手滿以為他犯了瀰天大罪,將他押出,準備推去斬首。操命釋其縛,用為記室,管理文書。

  明毛宗崗極力推崇曹操此優點:“不殺陳琳,而愛其才,則又似乎寬;不追關羽,而全其節,則又似乎義。”
  能全部符合蘇洵三條件的,似乎只有水滸傳中的梁山頭子及時雨宋江。現抄下民國小說家張恨水論水滸人物中矮腳虎王英一段:

若以此論宋江,則幾乎能兼之矣。試觀水滸一百零七人,品格不齊,性情各異,而或重情義,宋即以情義動之;或愛禮貌,宋即亦禮貌加之;或貪嗜好,宋即以嗜好足之。於是指揮若定,一一為其效死而莫知或悔。是故王英好色能輕生死,宋即處心積慮,覓一扈三娘予之,未足怪也,不僅予之而已,且使扈拜宋太公為父,以增高其身分,儼然周公瑾所謂:“內託骨肉之親,外結君臣之義焉。”宋之用人手腕,真無孔不入也哉!謂梁山而下下等人物,則矮腳夫王英之流是已。以燕順之殺卻劉知寨夫人,王竟不惜提刀與之火拼,重色如此,薄義如彼,何足言也。而宋江究以彼是一武夫,卒滿足其慾望而別用之,以後下山細作,常常差遣此一長一矮之夫婦。深知之也,深用之也,亦深容之也。對一下下人物如王英者,猶不使有所失望,他可知矣。水滸何嘗寫王英,寫宋江也!

   我們企圖在中國歷史領袖叢中求全才,只能在小說內得之。世間多有自以為了不起,滿有領袖慾之人。未知他們有否反躬自問,考慮到蘇洵三條件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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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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