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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頓伯爵夫人

轉移社會文化的手

馮虛

 

  十八世紀英國的工業革命,機器代替了人工生產,血汗和生命,成為生產的原料;管理機器的人,變成被管理的機器,人變成了機器的部分小零件。大批的勞工,離開了農村,到城市中求生活;城市在擴展,財富在集中;在另一方面,工人生活在悲慘的環境中。這一切,都標識着需要革命。
  革命終於來到了。但不是政治的革命,而是靈命的復興。神藉着祂的器皿,約翰和查理衛斯理兄弟(John Wesley, 1703-1791;CharlesWesley, 1707-1788)和威特腓(George Whitefield, 1714-1770)領導的循理派運動,大西洋兩岸的復興,使福音廣傳。其中一位主要的支持者,是亨廷頓夫人(Selina Shirley Hasting, Countess of Huntington, 1707-1791)。


亨廷頓夫人

  她出身貴族世家,施利伯爵(Earl Washington Shirley)的女兒。(華盛頓總統的遠親,曾與他通信。)在二十一歲時,她與亨廷頓伯爵(Theophilus Hasting)結婚。丈夫於1746年逝世,財產由她繼承支配。不過,這智慧的婦人,沒有把財產看為她的私有物;她善為忠心良善的管家,致力於支持循理派福音運動,超過半個世紀,影響廣及大西洋兩岸。
  像當時許多貴族階級,她一生屬於英國聖公會。不過,她的心屬於主,不拘囿於宗派組織。1739年,她參加循理會(終約翰衛斯理一生,Methodist Society不是宗派教會)。她接受加爾文主義信仰,因用她的身分,經常邀約貴族階級的人士,參加她家中的聚會。除在倫敦外,她在BrightonBristol和當時有名的度假休養勝地Bath也有產業,作聚會之用;在其地上建立會堂,並聘任會牧(Chaplains)。她也大量捐助,建立各地的會所,包括Turnbridge Wells。她最敬仰的教牧是威特腓,常邀請在聚會中講道,因此也傳播循理派的信仰。
  1767年,牛津大學有六名學生,涉嫌“狂熱分子”,即循理派,被校方開除。亨廷頓夫人感覺訓練福音使者的需要,迅即採取行動,次年,在威爾斯建立了崔巍迦學舍(Trevecca House in Talgarth, Brecknockshire),以造就教牧,規制相當於聖經學校,只是不能用正式學院或神學院的名稱。1768年八月二十四日,在開學典禮上,請威特腓講道。那時,威特腓的妻子伊莉莎白剛離世不到兩週。他講:“趁着白日必須作那差我來者的工,黑夜來到,就沒有人能作工了。”
   因為她信任威特腓的廉正無私,景仰他的品格,在他身上看出是有神同在的僕人,也就積極支持與他有關的事工。她知道教育的重要,幫助威特腓在美洲殖民地喬治亞的畢士大孤兒院,捐款給達茅茨學院(Dartmouth College, 1769)並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 原New Jersey College,1746)造就無數人才。1760年,哈佛大學遭受火災,損失嚴重;亨廷頓夫人積極的幫助;她更超越了種族膚色的差異,也支助Eleazar Wheelock牧師在康乃提克印地安人學校的工作。
  當循理派因教義問題意見不同,引致分離的時候,她同意威特腓所持加爾文主義的信仰。但她保持與衛斯理的友誼,後來還請衛斯理去講道。到威特腓逝世以後,她還是與衛斯理同工。當時的循理派,正如光照在暗出,顯出國教會的腐敗,特別是教職人員以為有了衣食,就懶惰因循,不肯作工;因此,循理派被冠以:狂熱,自義各樣的惡名,並不是到處受人歡迎的;但她敢於站在真理一邊。
  她愛主無私的心志,在一封致約翰衛斯理信中顯明出來,她說:

繼續不斷的為普世全人類有益,是最重要的功課。當我們完全奉獻給主,我確定心中最大的願望,就是把我們的時間,才能,生命,魂和靈,獻上作為在地上持續的活祭。

  抱持廣闊的心,在世上偏遇上狹隘的人。
  不可避免的事終於發生了。
  英國聖公會的教職人員,並不都是得救蒙贖,心被恩感,奉獻事主的人;他們以教職為出路,為官方教會所雇用,並不是走十字架的道路。他們既不注心屬靈的事,也沒有屬靈的供應;羊群困苦流離,自然湧向循理派的會堂。
  在1779年,在Spa Fields的官方教會,眼看自己教堂空有建築,卻成了“門全冷落車馬稀”的情形,自然嫉妒,卑鄙無恥,不自檢討悔改,卻向法院控告伯爵夫人的新會堂,妨礙他的權利。原來官方教會的人民,須於主日出席聚會,並繳納十分之一。其中參加循理派會堂的,雖仍多繳納十一,另外自己向會堂奉獻,他卻是不甘心。
  亨廷頓夫人是虔誠的英國聖公會信徒,有貴婦的身分,照法理在其領地上有設立“家庭會堂”的權利;但那樣的會堂,依慣例是為家庭,包括親人,朋友,傭僕和佃農等組成,而實際情形,已經遠超過那範圍,成為地方教會。至此,不得不登記其會堂為“非國教”聚會。所有屬於國教會的會牧,都得辭職。這樣,愚昧的控告者,成了為淵驅魚,強迫聖徒分離。後來到亨廷頓夫人去世後,其會堂多為公理會管理;崔巍迦學院則移至劍橋。

  教會不僅要威特腓和衛斯理,也需要忠心有見識的管家。
  亨廷頓夫人的手,是祈禱的手,是張開奉獻的手。誰都不能估計,交在主手中的錢財,會發生多大的波漣效果。
  約翰衛斯理於1791年三月二日逝世。同年,三個半月之後,亨廷頓伯爵夫人,也於六月十七日離開世界。
  循理派和亨廷頓夫人,為最沒有希望的英國,帶來了波瀾壯闊的復興,給他們生活過的世界,留下許多改變的生命,免於經歷殘暴的流血。
  次年,法國的暴民恐怖統治,斷頭台下血流成渠,使國家留下長久的創痕。
  今天,不少人在空喊道化文化,但有誰肯效法亨廷頓夫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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