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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君與愛國的矛盾

馮虛

 

  記得:在幼年的時候,進到過廟裏,看見有三座偶像;中間是紅臉的關羽(不知為何,稱為“關公”而不名,也不叫雲長);兩邊都是平常的英俊白臉人物,一文一武,武裝的是岳武穆(岳飛),文士則是于忠肅(于謙)。
  關羽傳統的受崇敬,是因為他的忠義:忠,容易了解,忠於劉關張“桃園結義”,敬事想作皇帝的老大哥,就是忠於國家,就是有義氣了。另外的兩位,就不那麼容易了;因為對他們來說,“忠”的定義及應用,都有些困難。

  孟子,是孔子以後儒家最傑出的理論家,其建立思想體系的成就,實在不下於孔子。只是他也是理想家。他所說的“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孟子“盡心”),實在是沒甚麼人服膺,或說在歷史上少人實踐。孟子在同一章裏,就先坦率的說:“盡信書,則不汝無書。”歷代“成功”的人,大都視人民如草芥,而逢迎皇帝的喜好和利益。岳飛和于謙是例外講原則的人,也就成為“盡信書”的悲劇性人物,沒得好結果。
  宋徽宗皇帝,一筆“瘦金體”的書法寫得不錯,卻是昏庸得要命,任用奸臣庸才,把政治搞得一塌糊塗,他對作皇帝也失去興趣,傳位給兒子劉桓,是為欽宗。只一年後,在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南侵,攻陷了汴京(開封),把父子皇帝俘虜了凱旋北歸。作俘虜的徽宗崩於囚所,欽宗仍在囚;另一個兒子趙構,在南京登位作了皇帝,是為高宗。
  岳飛(1103-1141)字鵬舉,河南湯陰人。允文允武,智勇雙全。少年岳飛秉承“精忠報國”的母訓,應募參軍,入宗澤軍,屢立戰功,後來成為名將。
  岳飛與當時各路的宋將韓世忠,張浚,劉錡等,都以抗金保國,恢復中原為念,連敗金兵,一時聲威大振,頗有希望。尤以“岳家軍”以最英勇善戰有名,大破金兀朮的軍隊。南宋高宗封授他少保,河南河北各路招討使。皇帝十分高興,連番召見嘉勉。岳飛更激勵將士們說:“待直搗黃龍府,再與諸君痛飲慶功!”
  不幸,朝中當權的主和派,以宰相秦檜為首,不願見武將們建功。秦向皇帝進讒言,不許岳飛孤軍深入;並說是甚“岳家軍”,“韓家軍”,“張家軍”等,已成為軍閥,只知有將帥,不知有天子。高宗慌起來,問秦檜如何應付。秦檜表示忠君,為皇帝着想,建議把這些雜牌軍的將領們內調,任以樞密使等頭銜,架空他們。然後,進一步誣指岳飛要造反,下在獄中審問;最後,雖然查無實據,還是以“莫須有”(或許有)的罪名,把岳飛暗地絞死。死時年僅三十九歲。這樣,中興的希望,就絕滅了。
  岳飛有一闋“滿江紅”詞,是現代人還知道的。

滿江紅

怒髮衝冠,憑欄處,瀟瀟雨歇。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

  這詞忠心恢復中原的壯志豪情,充分的流露出來,使愛國的人無不感動。只是他把過分“愛國”些,真箇“盡信書”像孟子所說的,把人民,社稷,放在了皇帝寶座的前面。
  岳飛的復國計畫,不止一次的受到阻撓。他所書“還我河山”的大草,今天看來仍然堅定飛揚。
  皇帝接納了秦檜的奸計,在一天內,連下十二道金牌令,急調岳飛回朝。據說,在回京途中宿驛,岳飛心緒很亂,睡不着覺,作了這闋詞:

小重山

昨夜寒蛩不住鳴,驚回千里夢,已三更。起來獨自繞階行,人悄悄,簾外月矓明。
白首為功名,舊山松竹老,阻歸程。欲將心事付瑤琴,知音少,弦斷有誰聽?

  是那個不眠的秋夜,岳飛雖然還不知道有人敢害死他,卻意識到他的“心事”難以實現的困擾,他的“知音少”。太少了,少得可憐。為甚麼呢?
  我們該問:為甚皇帝那麼愛秦檜,喜歡聽他的話?和平真的那麼可貴?難道恢復中原,興旺大宋不夠好嗎?
  是的,那是大好事。只是伶俐的秦檜,徹底的知道人的徹底自私,自己的寶座比國恥更要緊。如果真箇恢復了中原,但那將是誰的?岳飛念念不忘的“靖康恥”,卻是把趙構扶上皇帝帝位的力量啊!皇帝的冠冕是決不能讓給別人的!後人有說:“岳飛不死金必亡,迎還二聖無建康!”所以岳飛自以為“精忠報國”,如果不是過分信孟子,就是全忽視“國”與“君”之間有矛盾。岳飛正直的人,不是精明的政客,也不願作政客,所以沒有選擇的是烈士,是悲劇人物。
  過了一代,關係個人利益的皇帝崩逝了。到了孝宗皇帝,終於醒悟過來,下詔復岳飛官,諡號“武穆”。孝宗的孫子寧宗,晉封為鄂王,改諡“忠武”,已經少人注意了,一般仍稱岳武穆。
  後來到了明朝正德八年(1513年),有人用鐵鑄造了“四人幫”奸黨(秦檜,其妻王氏,万矣偰,張俊),跪在西湖畔的岳墓前,受後世旅遊客的打擊唾罵;不過,這不是歷史,只是民意的表現。其實,忽略了秦檜不過是逢迎皇帝的心意。

  三百多年之後,另一個歷史悲劇重演。
  明朝的英宗正統十四年,蒙族的部落瓦剌也先入寇。皇帝接受宦官寵臣的意見,貿然率軍親征;在河北土木堡全軍潰敗,皇帝被俘虜北去,史稱“土木之變”。
  消息傳到北京,群情惶惶,不知該怎辦。有人主張棄城逃避敵人,遷都南京。當時的兵部左侍郎(相當於副國防部長)于謙,字廷益,錢塘人,留京籌畫軍事,主張堅守拒敵;立皇帝的弟弟郕王祁鈺繼位,以絕也先之念,是為景宗,改元景泰。于謙升任兵部尚書,總領軍事,成為國家的屏障,社稷的重臣;不僅嚴密防守京都,並與各路勤王兵馬乘時出擊,屢勝侵入的敵軍。瓦剌進攻不逞,就挾英宗勒索重幣贖價。于謙絲毫不肯軟化,把被俘虜的皇帝當作沒有價值,任憑敵人如何處置。也先眼看俘虜成為無用的累贅,不久,就主動請和,把俘虜英宗放回。歸俘被尊為太上皇。
  現在輪到明朝廷頭痛了。石亨,曹吉祥等一般奸佞分子,聯合宦官,趨附英宗,妒恨于謙。景泰八年(1457年),竟然發動奪門之變,迎英宗復位,向朝臣宣讀帝諭,廢景宗皇帝,逮捕了于謙和大學士王文,誣陷他們謀反。英宗知道于謙存社稷有大功,但心底下忘不了從前的拒敵策略,不把他的安全當一回事,也就附和眾議,把于謙綁赴市曹處決,並且抄家。
  于謙有“詠石灰”的詩以言志:

  千錘萬鑿出深山 烈火粉身若等閒
  粉身碎骨終不悔 長留清白在人間

  像岳飛一樣,又是一個愛國有罪的烈士。只是“石灰”並沒有漂白人的內心,到處依然是污穢骯髒的黑金政治。天下烏鴉一般黑,直到現在,人間清白到底有多少?是值得考量的。
  到了英宗的孫子孝宗弘治年間,皇帝照例醒悟過來,追諡為“肅愍”。再過三代以後,神宗萬曆年間,改諡“忠肅”。遲了的正義不是正義,並沒多大意義;只表明個人利益和國家利益的矛盾不存在了。

  綜觀歷史上的問題,多是個人利益和國家利益的矛盾。在這種情形下,慣例是個人利益至上。
  古代以色列的歷史上,也這樣用殉道者的血寫成的。
  耶穌總結說:

“你們這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為你們建造先知的墳,修飾義人的墓,說:‘若是我們在我們祖宗的時候,必不和他們同流先知的血。’這就是你們自己證明是殺害先知者的子孫了。”(馬太福音23:29-31)

  歸根結柢說,人的本性壞了,不可救藥的自私,中外並無分別。
  法國的頭號英雄最高領袖拿破崙(Napoleon Bonaparte, 1769-1821),在崩逝之前才說:他一生想到國家的時候很少。也許,那是在晚年愧悔皈信基督的誠實話。
  其實,絕大多數的人,幾乎是所有的人,都是“我”字當頭。這樣,忠於甚麼,從何說起?
  彭玉麟(雪琴)性剛直,曾有詩云:“欲除煩惱須無我,歷盡艱難好作人。”“無我”無從作起,艱難倒是真實的事。
  這樣看來,國家的衰亡,不是因為外敵多麼強大,而是因為人內心的自私在作祟,斲傷國家的元氣,殘害忠良。
  耶穌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馬太福音16:24)可惜,能夠捨己的人,究竟是稀少的,因此,跟隨主的人,在天國的路上,也就不免於經歷艱難了。但持守原則的人,會在人間留下佳美的腳蹤,在天是蒙神記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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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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