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體
简体


由戴德生牧師安息百週年想起

殷穎

 

  近來讀了由中國大陸出版的戴德生自傳:帶着愛來中國,頗引發了一些感想。戴氏是近代早期到中國來從事差傳事工的主要代表性人物之一,在西方宣教士中,戴氏的影響,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中國基督教百年史的作者湯清博士,將近百年中國基督教史,劃分為三個時期:即由1807至1842年,為“開創時期”(以馬禮遜等拓荒者為代表)。第二時期由1842至1907年,為“教會廣傳時期”(各西差會,包括信義宗,長老宗,安立甘宗,浸禮宗,朋友宗,衛理宗及內地會等,紛紛在中國成立。)第三時期為“中國教會時期”,由1907至1949年。而自1949年國內政權更易後,各差會均分別遷往香港與台灣。此為湯氏記載之“中國基督教百年史”。
  若自戴德生牧師在中國傳教時算起,亦可略分為三個時期;由戴氏抵中國傳道開始,即1853年至1949年,為各差會及中國教會在大陸內地宣教時期。第二時期,自1949年至1970,內地各教派轉移至香港,台灣等地之傳教時期。第三時期,由1970年至2005年,為海外各地華人教會,多已脫離差會而獨立,並紛紛開始差傳事工,向世界各地傳福音之全盛時期。
  無可否認的,戴德生牧師及其創立的內地會,在中國近代宣教史中,佔據了重要的一頁。

  當1853年戴氏首登中國大陸時,適值鴉片戰爭(1840)及對英簽訂不平等的南京條約(1843)之後十年,中國被迫割讓香港與英,並將五口(廣州,福州,廈門,寧波,與上海)開放通商。時間十分尷尬與敏感。此時正為虎狼之英,與列強蠶食鯨吞大陸,使中國淪為次殖民地的時期。戴氏於此時抵達中國傳道,其處境之艱困,可以想見。戴氏在自傳中,臚述當時的種種可怕遭遇;戴氏雖拒與販鴉片之英商為伍,並穿上中國服裝,在上海附近的烏鎮傳福音,但行腳之艱辛,食宿之簡陋,甚至斷糧,都令人難以想像。他並在途中多次遭人欺騙。在航行中有人落水,戴氏奮不顧身,躍入水中,卻無法將人救起;他求近旁之漁船撒網施救,卻遭拒絕,因船夫要先付錢才肯撒網。戴氏傾其所有,以十八銀元為代價,漁舟才撒了網,但救起之人已溺斃。凡此種種,戴氏對其處境並無怨言,仍能隨行隨傳,真正為主背負十架。作為英人,亦為其國人之所作所為付出了代價。
  當時西方傳教士到中國傳道,或有人稱為不平等條約之副產品,(按戴氏傳福音之地點,正為上海與寧波)但如保羅所云:“無論怎樣,基督究竟被傳開了,為此我就歡喜,並且還要歡喜。”(腓立比書1:18)“凡事都互相效力,叫愛上帝的人得益處。”(羅馬書8:28)
  內地會在1900年的義和團庚子教難中,也付上了五十六名宣教士與二十三名兒童的生命的代價,作了殉道的血證士。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戴德生牧師與內地會的宣教事業中,十分注重文字事工。每次出外傳道時,都要攜帶大量聖經(斯時和合本聖經尚未問世,戴氏所使用者應為文理版聖經)與單張隨傳隨送。早期的宣教事工,由馬禮遜開始,便十分注重文字事工;到1912年,李提摩太在上海成立“廣學會”時為其大成。與今日華人宣教較少注重文字工作,成為強烈對比。
  戴氏所留下的名言:“假如我有千鎊英金,中國可以全數支取;假如我有千條性命,決不留下一條不給中國”,堪稱為一代宣教士的典範。他的行誼,也深深地影響了那一世代的西方宣教士。
  由1949年到1970年代,為內地各差會由大陸移轉到香港及台灣等地工作的時期。由於時局的動盪,人心的徬徨,港台的教會都很興旺,在這段時期中,各差會的角色都很吃重。教會的經濟多半都要仰賴差會的補助;教會的相關事業,如醫療,學校,社會救濟,甚至文字出版,更全部須差會資助。多半的差會都麇集於香港,而香港是一個殖民地,外國人具無上權威。在此種氛圍中,西國的宣教士都是太上皇,教會都須仰其臉色。台灣雖為國土,但由於當時人民生活困頓,教會信徒奉獻能力薄弱,而新創立之教會如無差會支助,難以立足。故台港兩地之差會,皆操持教會之經濟命脈,凡事都是西差會說了算。養成了那一代,多半的西方宣教士,倨傲跋扈的態度。與早期宣教士謙卑犧牲的精神,不可同日而語。又因當時美金價值極高,故傳教士的美金薪俸,換成當地貨幣,為數極豐。因此西方傳教士,人人汽車,洋房,僕從甚多。而華人同工薪資低微,如有幾口眷屬,甚至難謀溫飽。故多半要仰洋人鼻息,才可生存。
  而華人地方教會的領袖,多半只聊備一格,教會內任何事務,最後都要取決於西差會。因此,中西教會領袖間之抗爭與衝突,時有所聞。早期西方宣教士的拓荒精神,到後期都已喪失殆盡了。
  台港地區人民的生活,在1960,70年代均有改善,經濟迅速起飛,都成為亞洲地區的“四小龍”之一。教會多已不需賴差會補助,而西差會的機構,也有所調整,補助都已減少。宣教士的影響力,也日漸式微。華人教會更興起了差傳事工,雖在六十年代初期,即有教會啟動了回饋的差傳,但到了1970,80年代,台港及北美,與東南亞各地區的華人教會,才都先後加入了差傳事工的行列。放眼今日海外的華人教會,“差傳事工”已成為時尚而熱切的項目。在今日華人教會中,沒有參加對外差傳事工的教會,還真不容易找到。這對百年前的國內教會而言,真是一個翻天覆地的改變。
  今天在台,港,北美都有不少差傳機構,有些以中國大陸為腹地,多半集中於對傳道人員的培訓。另有向世界各地傳福音的差傳會。各個單獨的教會,都會支持一兩位同工,到國外從事差傳,也形成了一窩風的時尚。流風所至,許多教會都要派人到“泰北”去傳福音。今天各教會也都流行“福音短宣”;而多半的“福音短宣”都是與旅遊同時進行的。至於成效如何,尚待評估。總的來說,今日華人教會差派出去的傳教士,多未受過嚴格的差傳與神學的訓練,更少如戴氏以差傳為終生志業的工作者。差傳時間的長短,取決於教會經濟來源的多寡。而今日華人差傳的工作者們,恐怕多半都會參照1949年後期西方宣教士的模式:在差傳地區的教會中,多以上帝的代表自居,主導當地教會的一切。鮮少能有效法戴德生,昔日在中國宣教的犧牲奉獻精神。
  今日華人差傳事工的一項嚴重缺失是,多半都沒有重視文字事工。如今的華人教會,已忘記了當初由馬禮遜到戴德生,及後來的李提摩太,都將文字事工,擺在宣教事業中極重要的地位,這樣才能奠定中國教會的基礎。
  海外華人教會,基本忽略了一個十分偏頗的現象,即中國大陸有近億的信徒,海外教會信徒的人口,遠不及大陸教會信徒的一個零頭,但卻擁有最多的屬靈資源;海外各地都有許多神學院與出版機構,幾乎是“壟斷”了大多數的靈性資源,而國內的信徒,卻多半在靈性饑饉的狀態中度日;如同財主與拉撒路的情況相當(見路加福音第十六章)。這一嚴重的偏頗與失衡,應如何謀求補救與調整,實在值得海外從事差傳的教會,來好好地深思。


戴德生逝世當天與同工合照

  最後,要談一談“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的這本印刷得美輪美奐的戴德生傳,這是一本用全彩印刷的787x1092毫米的書,由“清晨百合”負責做裝璜設計,全書約十二萬字,計二百五十頁。這本書印刷得十分精美,人人拿到手中,都會讚美是一本難得的好書。書中除文字外,收集了許多珍貴的照片與圖表,十分有價值。而內頁的設計,更出人意表地細緻,基本上像是在印一本禮物書。你拿在手中翻閱時,會覺得有些過分設計了。一般來說,一本傳記不用如此設計。這不禁使我想到,當初教會出版的書,根本不講求設計,只呈現一張素面。認為這樣印才屬靈。如今教會的書,也都設計得十分精美。但在中國大陸能將一位宣教士的傳記,印刷得如此精緻漂亮,實屬難得,值得參考與推廣。

列印   Facebook 分享

2018.5

特稿

小品

精彩題目

 

關於翼報 | 支持翼報 | 聯絡我們 | 歡迎賜稿 | 版權說明 ©2004-2018
天榮基金會 Tian Rong Charity Lt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