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柏傳（下）
良牧良相：由講壇到政壇
凱柏對加爾文主義發生興趣，長久的繼續深入研究思考，使他發現那不是一種空泛的理論，而是最具系統，合理性的，有動力的信仰；在莊嚴謹密的結構後面，是要求人接受基督的全面主權。這自然影響了他的人生觀，使他整個的思想系統，起了極大的轉變。
神奇妙的揀選了凱柏，引導他，造就他，使他的生命走在正確的方向；先有了歸正的重生經歷，然後進而改變世界，給文化和社會以新生。
接棒有人
1869年，全國基督教教育協會在悟垂克開會，會期為五月十九至二十日。五月十八日晚，凱柏應邀發表預備會演講，題目是：“向國家良心的呼籲”。
他說：“在相同信念的人中間，我們的運動進展，是顯然可見的，因為我們的力量，在於喚起國人的良心。”
在座有一位是協會的榮譽主席葛瑞恩。這幾句開始的話，進入他的耳中，引起了心靈的共鳴。那位老人已經是六十九歲了，他幾乎是孤軍奮鬥，作曠野的呼聲；三十多年來的希望，就是國人良知的覺醒。今天總算是遇到了志同道合的人。
在他動人的演說中，凱柏說到國魂和使命，宗教的自由，良心的自由，並學校教育的自由。凱柏在台上所講的，一字一句，都彷彿是天降的甘露，滋潤着那位老戰士枯萎的心。多少年來，他所要作的，就是喚醒國人的良心，但始終未能如願。今天，他發現自己所缺乏的，在眼前這年輕人的身上找到了：他認定凱柏是能夠振奮國人的領袖。像年老的西面，在殿中見到嬰孩耶穌一樣，葛瑞恩感謝神，心中得到了安慰和鼓勵。
葛瑞恩出身海牙的望族，家道豐富；禮敦大學畢業。他是有名的基督教歷史學者，政治領袖。1830年，葛瑞恩接受了加爾文信仰。此後，他的政治哲學，就完全建立在加爾文信仰上面。
他研究法國流血暴亂的革命歷史，知道他們所倡言“沒有神，沒有主人”，那種所謂平等自由的革命，實在是造反，實在是背叛神，背叛創造並管理宇宙萬有的至高主宰。葛瑞恩看到：即使在一般情形下，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人偏行己路，隨從己意妄行，不遵守神的話和祂的定命，也就是背叛神，反對神的主權。因此，他認為當循的途徑，是“高舉福音，反對革命”。只有高舉神的話，揚起真理的旌旗，遵守主的道，才是撥亂反正的道路，是解決人類一切問題的方法。這種基督化的政治思想，在荷蘭當時是完全創新的，是理想化的。
葛瑞恩主張，回到歷史性的基督教信仰，就是歸正或改革宗的信仰。為了實現他的政治主張，他倡組了一個政黨，名叫“反革命黨”（Anti-revolutionary Party）。這個名字，現在如果望文生義，聽來有些迂腐可笑，甚至有不好的涵義；但在當時的歷史環境，可以代表他的信念：反對法國式革命的暴亂，那不僅是一個保守的政黨，而是保守的基督教政黨。
“革命”（Revolution）這個字，本來是說明天體運行的現象；中文譯為“革命”，是取自易經“革”卦：“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先已寓有褒意。這樣，反革命變成了倒行逆施，反天道而行。但在十九世紀的歐洲，對於法國無法無天的恐怖統治，記憶猶新，缺乏好的印象。不過，研究法國革命的背景，那時的皇室和教會，確是腐敗黑暗，專制而浪費，不顧人民死活，成為促成暴力革命的條件，人民以和平方式求平等而不可得，才起而暴力奪權，結果釀成流血爭取。
但那條血路，是錯誤的路，更不是唯一的路。有另外一條各各他的血路，是神子主耶穌基督所開的，使人與神和好，也與人和好，可以解決社會的問題。
在十八世紀的英國，工業革命造成了貧富不均，道德的墜落，資本主義發展的先期病徵，極為顯著。幸而有神及時興起威特腓（George Whitefield, 1714-1770），及衛斯理兄弟（John Wesley, 1703-1791; Charles, 1707-1788），傳播福音。神的大能，改變了文化，拯救了一個沒有希望的世代，免於流血恐怖之慘禍。十九世紀的英國，仍然有社會病患問題存在。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 1818-1883）的資本論，是在英國工業發展轉型的產痛中，在倫敦寫的；但他所期望的階級鬥爭，並後來的人間天堂生活，並未在任何地方實現。惟有神的真理，是人類的希望，是解決罪惡及社會弊病的方法。
葛瑞恩和凱柏都深知，國家教會是釀成腐敗的因素。在法國，在英國，都存在着教階官僚的病弊；荷蘭也在1816年，建立了同樣的制度。更不幸的是，十九世紀是自由派（新派）信仰興起的時候。這種信仰，一旦侵入僵化淤滯的宗教機構，正是其寄生滋蔓的機會，而且不易清除。因此，需要有自由教會（即自立或在國教系統外的獨立教會），不受國家教會的轄制和感染，並有自由的學校，從小學，到大學，包括神學院，以傳遞純正的福音信仰。
葛瑞恩德政治理想，遠見和原則，都是正確的。但他基本上是一個學者，不是群眾領袖。他典雅的學術氣味的寫作，可以獲得知識分子的激賞和尊敬，無奈不能達到群眾，說服廣大的基層人民；他也缺乏組織力和領導才能。因了這個弱點。葛瑞恩在荷蘭政壇有“無軍之將”的雅號。事實上，這說法也並不是完全正確。雖然他一生走的是孤單的道路，他的少數黨，在選舉中也獲得過六七個國會席位。隨着時間的進展，葛瑞恩的寫作，形成了基督教政治思想的綱領。
1869年五月的那次會晤，對於葛瑞恩和凱柏，都是一生中最重要的事。凱柏後來寫道：“1869年五月十八日，那個難忘的晚上，在悟垂克大教堂，我第一次與他晤面。他堅定的眼神，真誠的言詞，立刻得了我的心，給我極深的印象。從那時起，我成了他屬靈的同工；不僅如此，他屬靈的兒子。”
那年六月二十三日，凱柏參加了悟垂克的“反革命選民俱樂部”。以後，二人書信往來甚密，建立了深摯的友誼，互相瞭解，並且同心合意，並肩作戰。
葛瑞恩回到海牙的家中，心裏充滿了感恩。他發現了理想的“繼承人”。僅僅相識一百天之後，葛瑞恩在九月一日的公開文件中，指定未滿三十二歲的凱柏，是反革命政黨的未來領袖。
壁壘分明
政治上的保守派，並不等於是信仰上的保守派。葛瑞恩的反革命黨，在國會中的幾個議席，本來是依附於佔較多席位的保守黨；後來漸漸發現，保守黨同他們的合作，不過是利用他們，以促進其本身的政治利益。如果長此以往，以小事大，仰人鼻息，不僅自己的政治理想與目標永遠無法實現，還會被人吸收消化。
1871年的國會選舉，葛瑞恩面臨抉擇。起初，他躊躇難決；後來，毅然採取行動：不僅同保守黨決裂，為了原則，也不得不犧牲友誼。
葛瑞恩的口號是：“孤立中有力量”。他的意思，不是寂靜的孤立，而是堅持原則，不怕孤單，近於聖經原則的分別出來，不怕表現與眾不同，獨立特異，持守自己的立場。他近於極端的作法，是放棄支持本黨的所有現任議員，而提名三位新候選人：凱柏牧師，和一位法學家，一位學校的校長。這可以顯明他着眼的重點：教會，政治，教育的總體改革。
凱柏在教牧及前鋒報總編輯的職任之外，積極參與競選活動。但選舉結果，反革命政黨三名候選人全部落選。初試競選的失意，並沒有使凱柏灰心。跟幾位同志檢討的結果，認為失敗的原因，在於缺乏充分的宣傳工具，政見得不到選民了解，和沒有廣大的群眾基礎，得不着足夠的選票。
1872年，旌旗日報組成出版了，他們的政黨有了喉舌。全國性的提名大會，還是在1871年才由凱柏開始的，難得到滿意的成績，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1873年，又是選舉年。凱柏任全國初選大會的主席。這次是自由派獲勝。凱柏在荷蘭南部高達（Gouda）地區的初選獲勝；但在總選中再度落敗。不過，這次選舉，反革命政黨共得了一萬二千票，比前年躍增了275％，使大家刮目相看。
1874年，在高達地區中期選舉，凱柏當選了國會下院的議員。當選總比落選好，該是件可喜的事。不過，當選比落選困難，必須面臨抉擇；因為憲法第九十一條明文規定：“國會議員不得任教牧”。他必須在二者之間選擇其一。
寫給葛瑞恩的信中，凱柏說：他在經驗“靈魂的等待”；他必須得到主特別的指示，才作出決定：“絕不願違背神的旨意行事，以致背離神的道路”。
在講壇上宣揚教導，從內部改革教會，是他的呼召。但在另一方面，怎能辜負高達地區選民的付託與期望？基督豈不曾吩咐祂的門徒作“世上的鹽”嗎？凱柏自己迫切禱告，也請阿姆斯特丹教會的會眾，在聚會中禱告。最後的決定是向大會申請光榮退休。大會批准了。於1874年進入國會。
凱柏並不曾忘記他在教會的事奉，因為那是他全心奉獻，全靈關注的。他保留在阿姆斯特丹教區，被選為教會的長老。他繼續為前鋒周刊寫論評及靈修文稿，積極倡導教會內部的改革。從宗教改革和清教徒的觀點，一切正當事業，都是神的呼召，都是事奉神；神的旨意必須行在人生和文化的每一部門，讓神掌權並得着榮耀。國會是另一塊神的禾田，也需要工人去工作。
一個教牧出身，奉行神的旨意，重原則，講道德的人，能夠與狡猾的政客們周旋嗎？凱柏自然不會不知道，“羊進入狼群中間”的危險。在教會，是與進入羊群的豺狼爭戰，要衛護主寶血買來的羊群。在國會，是羊入狼群，要有更大的勇氣，用更多的智慧和技巧。
凱柏有極其淵博的知識，動人的辯才；但更重要的，是他熟習神的話，從其中汲取基督徒的法則，對當世的社會問題，教會問題，教育問題，和殖民地問題等，他都從基督徒倫理和聖經觀點，決定自己的立場，尋求解決的方法。
聖經真理和良知
凱柏不贊成血腥的革命，暴力的鬥爭；但他反對當時資本家貪得無饜的剝削，殖民地主義者不人道的壓榨。他極力主張社會正義。
凱柏絕不是奴顏婢膝巴結資本家的人。他建議特別立法，保持社會正義。他認為滿有憐憫的主耶穌，絕不會對被壓榨的人群視而不見。在下議院中，他打開袖珍聖經，朗誦雅各書第五章：“嗐！你們這些富足的人哪！應當哭泣，號咷，因為將有苦難臨到你們身上。”接着說：“如果這是我說的話，在你們耳中聽來會是過激，是革命，會予以拒絕。但這是主的使徒寫的。你們能口裏承認基督，而對勞工的哀訴置之不顧，不同他們站在一邊？”
凱柏也反對當時歐洲的童工問題。“七歲的孩子們，要每週六天工作八十五，甚至八十七小時。這種不人道的惡行是那麼嚴重，我知道，有五六歲的孩子，從睡中被搖醒過來，頭上澆冷水，然後送到工廠去工作！”
他這樣直言，不管別人誣指他助長階級革命。他以基督的心為心，本乎聖經真理和良知發言。
他反對荷蘭對殖民地的經濟壓榨。那個時代，是世界頭號強國英國經營東印度公司，作鴉片，走私，並掀起最不光榮的鴉片戰爭的時代，那是炮艦外交，公義不彰的時代；凱柏不管自己的言論多麼不合時宜，不管政治路線的“正確”，而反對鴉片貿易。他強調：荷蘭對於印尼等殖民地，有道義的責任，應該使他們基督化，並扶持他們走上獨立。如果有人以為他不夠愛國，那是因為他更愛神的國，更愛真理。他確是走在時代的前面。
在教育方面，他主張自由教育：不屬國家和國教會控制，而由家長督導。凱柏認為：政府可以立法管理學校的標準和規範，檢定教員合格證書，可以督導教學。但政府也有責任，對學校在經濟上支持，使貧苦兒童也能就學，而由他們的家長，作良心上的自由選擇，送孩子去公立或非公立學校。
凱柏這顆政壇的新星，在國會閃耀的光芒，引起國人的注意和期望。
沉默
凱柏竭力的鞭策自己，夜以繼日，以超人的精力工作。
1875年，又是選舉年，葛瑞恩已到了燈枯油盡的地步，讓凱柏指麾運籌，他自己則退而以其殘年作歷史研究著述。凱柏籌畫，奔走，寫演說稿，寫論評，忙個不休。
到1876年二月，凱柏精力衰竭，完全崩潰了。在那段時期，他思想成了一片空白，連一張明信片也寫不來。醫生建議他離開荷蘭，徹底休養。凱柏夫婦賣去在阿姆斯特丹的房子，十五個月的時間，大部分在瑞士和意大利，並有些時間在法國南部的尼西。耗費鉅大，恢復卻緩慢。到1877年五月，才完全康復，回到荷蘭。那時，他快邁向四十歲了。在凱柏離國休養期間，法學家樂門（Mr. A.F. de Savornin Lohman）暫為攝理前鋒報編輯；浩德莫克則負責星期六的宗教增刊。
這是凱柏靈魂安息與甦醒的時期。他經歷了人的完全敗壞和脆弱，神的全然恩典，神的話全然真實。他把自己全然的奉獻給主，全然的倚靠主。
新局面
當凱柏返抵國門，新選舉的結果，政府已換成自由派的天下。反革命黨則失去了創立人葛瑞恩，大家都矚目凱柏，期待他作他們天賜的最高統帥。
果然不負眾望，1879年選舉，反革命黨贏得國會下院十一席；應當歸功於凱柏的領導。但他雖是黨魁，卻沒有國會的席位，未能有效的指揮運作。
在這期間，凱柏的自由大學成立了。教會改革的鬥爭，則受到挫折，而不得不退出國教會，另組成改革宗教會。
1880年，曙光初現。在國會下院八十六議席中，左派佔49席，右派37席（包括反革命黨和天主教）；如果情勢繼續改善，成為多數黨執政的希望，已是指日可期。
葛瑞恩早就着眼於“加爾文派與天主教合作”的可能，以擊敗自由派政黨。現在，局勢很明顯：合則兩利，分則俱傷！
凱柏起初不能同意合作的意圖。但深思熟慮之下，覺得是唯一實際可行的安排。同時，達成諒解：兩黨各自保持其原有組織與名號；兩黨各自決定所支持的議案；不涉及信仰上的聯合。凱柏說服其本黨人員，明瞭這樣合作的意義和必要。
1888年的選舉，反革命政黨獲28席，天主教黨26席；左聯則共46席。1888年四月二十一日，反革命政黨和天主教的右聯政府成立，麥愷（Mr. Baron Mackay）任首相。三年四個月之後，於1891年八月的選舉，又換了自由派當權的局面。
重返國會議壇
凱柏是反革命政黨的領袖，自由大學的創立人和教授；他把很多的精力，放在前鋒報總編輯的工作上。但為了更有效的直接如意的領導國會政治運作，朋友勸促他重回到國會議壇。
1894年，凱柏再度當選國會下院議員。在議會中，凱柏顯明是傑出的領袖，在重要的議案提出時，總會聽到他的聲音和雄辯，也成為荷蘭全國良心的指針。每當他和反革命陣線的朋友樂門，及天主教黨的索普曼博士三人發言的時候，咖啡廳座位都空了，議員席全滿，旁聽席和走廊上都擠滿了聚精會神的人，總是有很多人不能進入。右翼的聲勢大振，執政的時機接近了。
1901年開始了新世紀。那年的選舉，右翼聯合陣線獲得勝利：右翼聯合陣線58席，左翼共得42席。
1901年八月一日，凱柏眾望所歸，成為首相。
首相凱柏
那時，英國在南非進行殘酷的波爾戰爭（Boer War）。在南非，有一些荷蘭移民或胡格諾與非洲人混血的“波爾”人，荷蘭語文是“農民”的意思。現稱亞非利加拿人（Afrikaners）。在十九世紀初，南非成為英殖民地。1860年代，發現了豐富的黃金和鑽石礦藏。洛玆（Cecil Rhodes）取得帝璧爾（De Beers）公司，成為壟斷世界市場的集團，維持鑽石市場高價，並收佔礦區。波爾人“懷璧其罪”，被鎮壓屠殺；雖然打過一些英勇的游擊戰，終是勢不均，力不敵。
荷蘭小國寡民，前政府只能宣布中立，而英國政府拒絕任何外國勢力干預。凱柏一向厭惡壓榨的殖民地政策，但不能正面對抗。他致送一個備忘錄給英國，並從中斡旋，於1902年英國同波爾人達成和平協議，停息了戰爭。這是凱柏正義外交的成果。
對於荷蘭本國的殖民地，凱柏主張用基督教教化，最後，扶植他們達成獨立的目的。作了首相以後，他任命同意改革殖民地政策的艾登堡（A.W.F. Idenburg）為殖民地大臣；而以休玆（General Van Heutz）任荷屬東印度群島總督；在柯霖（Hendrik Colyn）輔助之下，奠立了自治及獨立的基礎。
凱柏慧眼識英雄，在柯霖返國的時候，幾次交談，發現志同道合，着意扶植他，輔導他。柯霖後來當選國會議員，在後凱柏的右聯政府，作過國防部長等重要職位。並在十幾年後，作了反革命政黨的主席，前鋒報總編輯。成為凱柏的接班人。
1903年一月九日，荷蘭的航運工人借口不滿公司待遇，進行罷工。不久，鐵路工人也參與支持罷工。到一月底，工潮延及全國各大城市，交通陷於停頓。凱柏向來關心工人工作環境，注意工人福利；但他看出這罷工行動，是從開始就具有破壞的意圖，人民生活和國家生計，將大受影響。
凱柏立即採取緊急鎮壓措施，命令阿姆斯特丹的軍營加強警戒，調用軍隊回復鐵路交通；聲明必須維持法律與秩序；並嚴厲警告罷工分子，不得有任何非法破壞行動，否則以激烈手段對付。但罷工並未停止，反有蔓延的趨勢。不過，政府立場堅定。
二月二十四日，國會復會。凱柏提出了法案：設立鐵路警察；為了促進勞資和諧，關心工人福利，政府設立調查仲裁的機構；對破壞性的非法罷工行動，則將予懲戒。
四月八日，鼓動罷工的反抗組織，號召全國性罷工。但凱柏不為所動。
四月九日，國會下院以86對6票，通過凱柏的法案。二天後，上院以口頭表決通過。同日，女王簽署成為法律。
反對的人，極力反對，特別對凱柏個人咒罵，諷刺，醜化他的形象為：Abraham de Geweldige，意思是：“恐怖的亞柏”，或“暴力的亞柏”。不過，罷工的領袖們，都沒有興趣以身試法，為了避免牢獄之災，宣布停止罷工。全國秩序恢復了。
1905年，凱柏致力奮鬥的高等教育法案，在國會通過，使私立大學獲得與國立大學同等地位，學位和專業資格同樣被承認；並設立農業，科技和商業大學。
但左翼分子，看凱柏是他們的死對頭：神的絕對主權，與無神的人本主義，冰炭不能相容。他們對凱柏極盡攻擊，稱他為“教皇凱柏”，立心要“打倒凱柏”；但凱柏的聲譽，如日中天，極得國人信任尊重。有的人為了旁聽凱柏的演說，要徹夜排隊等候。敵人的攻擊，終不能得逞。反革命政黨的勢力，在全國蒸蒸日上。
不幸，凱柏本黨的投機分子，為了個人利益，起而造成分裂。結果，1905年的選舉，右翼聯盟失去五席，而成為國會的少數政黨。八月十五日，凱柏的內閣總辭。凱柏於1908年重被選任下院議席至1912年；1913年，改被選任上院議員，直到逝世。
剩勇不衰
凱柏從政壇退休，自由大學請他回任教授，至少作兼任教授。但凱柏寧願作海牙的居民，謝絕了。系統神學的教授，已由巴文克博士（Dr. Herman Bavinck）繼任。凱柏則向大學請延長假一年，至1907年，滿七十歲，正式離開自由大學。
但他繼續寫作，絕不肯放下他的筆，直到1920年十一月八日，在主裏安息。
凱柏的神學思想，並不囿限於荷蘭。
1898年八月，凱柏訪問美國，接受普林斯敦大學頒授法學博士榮譽學位（Honoris Causa）。十月間，凱柏在神學院大禮堂，舉行一系列的“加爾文主義”講座：
1. 加爾文主義與生活系統；
2. 加爾文主義與宗教；
3. 加爾文主義與政治；
4. 加爾文主義與科學；
5. 加爾文主義與藝術；
6. 加爾文主義與將來。這歷史性的講座，成為對加爾文主義經典性的論述，奠定了以後講述教會文化使命的基本架構，把實踐神學和系統神學結合起來，使信徒有完整的世界觀和價值觀。
他也在賓州非拉鐵非市的長老宗歷史學會，講“象徵與啟示的對比”；在芝加哥的麥考米克神學院，作了三次講授，並講“加爾文主義的政治原則”。
凱柏在美國旅行了三個多月，於十二月返國。
凱柏是加爾文主義者，並被認為是“加爾文以後最偉大的加爾文主義者”。他的神學著作，仍然有人所樂於研讀。近年來，自由思想猖獗，使人懷念凱柏，他的思想系統，更為人注意。福音派教會，漸漸覺悟：主耶穌升天前給門徒的大使命：
“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馬太福音38:18-20）
這不僅是傳福音的使命，使人得救，進入神的國；還有文化的使命，遵守主的教訓，道化文化，使神的國擴展，佔領文化的每一部分。
1998年，凱柏在普林斯敦講座的一百周年，改革宗還舉辦紀念研討會。
他常為人傳誦的名言：
“在人的整個生命中，惟獨基督有完全的主權；沒有一方寸不是屬於祂的，人不能說：這是我的！”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