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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考文與中國的哈佛大學

史述

 

  英國清教徒,為了尋求信仰自由,移民美洲。他們注重信仰的傳播,而且具有遠見,要為信仰植下根基。
  1620年,五月花號航抵美國。建立社區以後,首先即興築教堂,作為聚會的場所。每逢主日,各家庭相率同往教堂聚會,也是教育的地方。於是,家庭,教會,學校,合而成為堅固的“金三角”。
  1636年,哈佛牧師(Rev. John Harvard, 1607-1638)在新大陸建立第一所高等學府,學生一百二十名,屬教會管理。後來為了紀念其創辦人,命名“哈佛學院”(Harvard College)。發展成為著名的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
  美國東北部海岸一帶,是早期英國移民首先登陸的地方,所以稱為新英格蘭地區。以後發展成為文物薈萃之區;早期的國外宣教士,多出自那裏。晚至十九世紀,美國全國的學校教師,還是有百分之八十以上,來自新英格蘭地區。
  中國的山東省,與美國的新英格蘭相似,稱為鄒魯文物之邦,因為是孔孟的故鄉,二千多年來,在中華文化上佔重要地位。及至十九世紀,西方宣教士東來,山東半島成為西方文化的發昫地;特別是在兩個庚子之間的六十年(清道光二十年至光緒二十六年,1800-1900),可謂獨領風騷,曾是催動中國現代化的溫床。

傳福音與教育並重

  1860年,北京條約,開放登州(今山東蓬萊縣)等口岸為商埠,並准洋人入華傳教。基督教美北長老會,差派倪維思博士夫婦(John Livingston Nevius, D.D., LLD. 1829-1893)來華。他們於1854年先赴寧波及杭州工作,後於1861年到登州。
  倪維思極有遠見卓識,是近代教會增長理論的創始者,也是“三自”(自立,自養,自傳)原則的先驅;後來發表其著名的“倪維思計畫”。
  他看到有一座殘破的觀音堂,因為佛教當時在山東式微,無人使用,他就買了下來,在那裏開始工作。他觀察到中國婦女受壓迫,多不識字,纏足持家,閑暇就求神迷信,情形十分可憐,應當是傳播福音的對象,也可以使他們受教育,並學習維生的技藝。1862年,所辦的女子學校開學,僅有兩名寄宿生,以後才逐漸增加。這在當時的中國北方,已經是創舉。


狄考文博士

  1863年,賓州狄考文博士(Calvin Wilson Mateer, D.D., LL.D., 1836-1908)夫婦,偕郭顯德博士(Hunter Corbett, D.D.,LL.D., 1835-1920)夫婦,由長老會差遣,同乘機帆船,自紐約至上海,轉往煙台,再抵達登州。初到的一年,潛心苦學中文並了解中國文化。
  1864年,倪維思因夫人重病,返國就醫。狄考文夫婦剛好趕上接替他的工作,掌理登州教區。狄考文的同鄉郭顯德,去煙台定居工作;狄考文夫婦留在登州。
  還只有二十八歲的狄考文,正是青年有為。他初履風俗文化完全不同的中國,看到那老大古國的貧弱落後,正是因為教育不普及。在美國的經驗,是教會與教育並重;這也是自中世紀以來,在歐洲的作法:教育就是宗教教育,理當是教會的事業。現在,他心目中的負擔,更是科技教育:

  傳福音不止是救人的靈魂進入將來的天堂,
  也要救人的肉身脫出現在的地獄。

  於是,將已成立的女校,遷往督察院北,交由漢學教習于錫晉長老管理;狄考文夫婦則集中力量,在原觀音堂四合院的地址,創辦男校蒙養學堂:“蒙”是啟蒙,“養”是寄宿並教養,為將來的學院立下根基。是為1864年。
  當時風氣未開,創辦洋學堂的艱難,是我們現在很不容易想像得到的:如何有學生肯來就讀?克服華人文化上和觀念上的距離,自然是第一道難關。其次,讀甚麼?要編訂,翻譯課本,釐訂課程,制定規章。還要克服的,是宣教士和差會內部的歧見:有人認為辦學並非宣教要務,甚至認為會妨礙宣教;好像教育阻擋福音,無知是信仰之要素。這在今天自然不值一笑,在當時的人,會反因為果,很難接受異論。幸而師資不成問題:當時的長老會宣教士,多學識淵博,不僅能合格充任教師,而且勝任編寫課本,於是在中國譯員和學生協助之下,中國有了第一批現代教科書。在那時的中國,物理,化學,都沒有課本,橫行左起的書籍排列,還未見過;甚至數學的阿拉伯數字(實是印度數字),更沒有流行。這是說,連這些基本的東西,都得從頭一一開始教導。狄夫人邦就烈女士(Julia Brown Mateer),除教授史地課程外,還為中國開闢了西方音樂的途徑。她編寫了樂理啟蒙,制訂了樂譜,音符,教導學生欣賞,演唱,以至創作歌曲,並收集民間曲調,配以新詞傳唱。中國教會本色音樂一度流行的“山東調”,和數字樂譜,就是這樣開始的。

中國第一所大學

  在學校初創時期,不僅免收學費,還免費供應學生飲食,住宿,衣物,書籍,文具,以至回家路費等,以吸收貧苦學生就讀。即使這樣,學生往往因為早婚,未畢業而退學,甚至棄學“逃亡”;所以“逃學”不僅是曠課而已,真的是逃走不見了。這些事,現在聽來簡直是奇聞,當時卻不乏其例。也有的庸劣不堪造就,而勒令中途退學的。
  但狄考文與其同工教員,不僅學識淵博,而且辦學認真,艱苦卓絕;對學生則教導有方,親愛如同子弟,因而發展成高水準的中學。
  1875年,英國浸禮會宣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與狄考文商談,協議將在登州的房產讓與長老會辦學,而長老會則將其在青州夥巷的的學校,讓予浸禮會。以後,1881年由懷恩光(John Sutherland Whitewright, 1858-1926)開辦中學名為培真書院;繼由庫壽齡(Samuel Couling, 1859-1922)接任發展,改名為廣德書院。李提摩太熱愛中國,精通中文,向差會建議在中國每省設立一所基督教學院,不獲接納,後悒悒離開英浸禮會差會,專從事文化工作。
  長老會在登州校舍增廣,規模益具。 1882年,決定增設高等科,創立大學,定名為“文會館”(Tengchow College);取以文會友的意思,“館”字除館舍的意思外,還是College的音譯。經美北長老會批准,並籌維經費。是為中國第一所現代大學。
  那時,狄考文已差派畢業生在山東各地傳道興學,建立中小學六十餘所;郭顯德則在膠東各地,創設中小學四十餘所。所以文會館成立,學生來源已不再成為問題;許多鄰近州縣的學生,聞名前來求學,也有少數來自省外。
  文會館的成就,引起中外人士矚目。美北長老會予以重點支持;不僅增加物力的投入,也有人力支援,差派傑出學者來華。狄考文的四弟狄樂播(Robert M. Mateer, 1853-1921)夫婦在其兄感召動員之下,於1881年至登州,從狄考文學漢語,並汲取辦學經驗。狄樂播在1883年,去到濰縣,開辦格致院和文華館,完全採用文會館的教材和體制;並購地建校,成為以後廣文大學的基礎。赫士(Warson McMillen Hayes, 1857-1944),於1882年到登州,在文會館任教,後且接任館主(校長)。柏爾根博士(Paul D. Bergen, D.D.)繼來,加他們的二位夫人,與郭顯德,梅理士(Charles Roger Mills, 1829-1895)等人,教師陣容堅強。路思義(Henry Winters Luce, 1866-1941)較遲1897來到;次年,其子魯斯(Henry Robinson Luce, 1898-1967)生於登州,山東簡稱“魯”,他取名“魯斯”,而不跟父親姓魯,也許原因在此。他以後創辦了時代Time(1923),幸福Fortune(1930)和生活Life(1937),成為大新聞企業家。著名的丁韙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1827-1916),亦曾在文會館任教。還有其他學者多人,或先或後,或久或暫的擔任教席。
  1890年以後,狄考文眾望所歸,受推選擔任官話和合譯本聖經委員會主席,主持中文譯經的劃時代工作,由赫士繼任校長。狄考文於1908年逝世時,僅見到新約全書及詩篇的出版。(後由富善博士 Chauncey Goodrich, 1836-1925 任主席,繼續完成翻譯,並於1919年出版。)
  文會館的昔日規模,雖然不能與現今的大學相比,但其師資設備,都是第一流的,有文,理,工,化各科,儀器齊全。加上師生都是一時英秀,造就出不少人才。
  早在1882年,狄樂播在濰縣開辦文華館和樂道院,校舍廣大,狄考文就着眼於文會館遷併。那知到1900年時,義和團亂起,樂道院變成了一堆瓦礫!在那次震動世界的大變亂之中,由於山東巡撫袁世凱加意保護洋人,山東傳教士得免於傷亡。拳亂招致八國聯軍之役,結果,中國賠款四億五千萬兩銀子。全美國教會聯合抗議,迫使政府不接受賠款,全部三千二百九十三萬九千零五十五兩,用於在華興辦教育;從其中撥歸濰縣樂道院一萬四千七百七十三兩;美國長老會復在本國募集三萬餘兩,用以復建;匹茨堡信徒共捐助二萬六千一百二十五美元;山東巡撫袁世凱,再予地方賠償四萬五千兩。加上狄考文歷年積蓄用於文會館的發展費,成為一筆可觀的資金。
  那時,青島已闢為商埠,膠濟鐵路亦已完成;濰縣位於膠濟鐵路中心,發展前景極為良好。於是,美北長老會的登州文會館,與英浸禮會在青州的廣德書院,協議遷併至濰縣,校名各取一字,合成為“廣文大學”,其英文校名則為(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校長為柏爾根博士。於樂道院原已廣大的校址,增購西北毗連土地一百六十餘畝,建成宏偉壯觀之校舍;醫院經過重建,也更為寬敞,設備齊全適用。大樓中央的鐘樓,高達百呎,禮堂可容六七百人,餐廳可以供四百餘人進餐,有完美之圖書館及閱覽室,藏書豐富,有物理,化學,生物試驗室,並有一座先進的天文台,運動場,還有木工廠,鐵工廠,及理化儀器製造所等設備,可謂應有盡有。
  1917年,廣文大學在濟南千佛山下購地六百餘畝,集大量資金,建立大而完美的校舍,成為完全的大學,把濰縣的文理學院,青州的師範學院和神學院,及全國不同地區的醫學人才和設備,遷集在一起,合成為最堅強著名的醫學院。這就是“齊魯大學”,聘方偉廉(William P. Chalfant, 1860-1917)任校長,赫士為神學院院長。方偉廉不久即逝世。赫士則因信仰問題辭職離去,於1919年,在濰縣創立華北神學院,並任院長;1922年,遷移滕縣,成為北方最有影響力的神學院,為華人教會造就不少人才,建立純正信仰的根基。

廣澤文化

  狄考文眼光遠大,學識淵博,可算是曠世奇才,是神給當時中國教會的極大恩賜。他編寫的官話課本(A Course of Mandarin Lessons Based on Idiom),是那時洋人學漢語的必備經典。此外,還有:要理問答,教會名目並會例,英文神字解,談講之法,得道途徑等,並修訂天路歷程;又編寫筆算數學,代數備旨,形學備旨,振興實業,理化實驗,電學全書,電氣鍍金,測繪全書,微積分習題等。他還組織了赫士等人編寫出:對數表,聲學揭要,光學撮要,天文揭要,天文初階,是非學體要(邏輯學),以及救世略說,使徒史記等神學專著計二十四種;丁韙良編譯社會經濟學;狄並指導學生就隨堂講授筆記,編寫了力學,數學,幾何,許多種課本,是明代天主教士自西方來華之後,在翻譯學術上的大貢獻;後由商務印書館等大書局出版,嘉惠華人學子二三代之久。以後,赫士利用文會館的印刷設備,創刊了山東第一份報紙:山東時報。那是1890年的事。
  在登州,創始於1864年,文會館於1882年(光緒八年)正式成為大學。以後,1886年,首屆有三名畢業生。1872年,李鴻章奏請清廷派遣幼童一百二十名赴美留學,才有第一批留學生三十三名啟程。可見狄考文的遠見,和他關愛華人的心。特別是在艱辛開拓的時期,狄考文夫婦一生沒有子女,拿出自己有限的薪給,銖積寸累,用於辦學;狄夫人之妹,也變賣父母遺產相助,並徵集美國信徒捐款,勉可維持學校開支,及供學生的費用;後來情形才有所改善。據說,登州的民國名將吳佩孚將軍,早年也曾在校就讀過。
  袁世凱的立身行事,不盡可以稱道;但此公的識略英明遠見,很少可以置辯,甚至比一般宗教人高明得多。袁在宋慶將軍麾下任軍頭的時候,駐在登州;其修理養護軍械的技工,有的是狄考文訓練出來的,技藝精到。袁項城見果知樹,讚賞之餘,親去文會館參觀,對於狄考文和赫士諸人,大為欽服,決意結交利用。
  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清廷就官書局原址,設立“京師大學堂”,比文會館遲了達十六年之久。由於文會館的辦學認真,聲譽遠播,聘當時辦同文館的丁韙良為總教習(教務長),並授權他選聘文會館畢業生八人任數,理,化教習(教授),文會館畢業生于志聖為漢學教習。狀元孫家鼐為館主(校長)。這是北京大學的原型。可見文會館的重要地位。

速成大學第一名

  1901年,慈禧太后於八國聯軍攻破北京之時,化裝農婦逃難“西狩”。在和約還未議定,也尚未回鑾,即下詔變法;繼更頒諭各省興辦大學。文會館也正因義和團亂停辦,遷濰縣的校舍,興建尚需時日;便應山東巡撫袁世凱的懇請,由當時文會館校長赫士曲尊下就山東大學總教習,率領文會館美籍教習四人,華人教習張豐年等九人,都是早期畢業生;並揀選新畢業生八人,及漢學教習二人,作為教授團骨幹,包括數學,物理,化學,天文,地理,地質各科系。至於章程條規,以至經費開支,編制預算,無一不是依就文會館規畫,依樣胡盧;連課本,教材,教學方法,儀器設備,都是沿用文會館成章。至於校長唐紹儀,不過挂名而已,根本不懂,也未參與辦學的實際事務。因此,山東大學的成立,創下了教育史上的速成奇蹟:只籌備了一個月,就於當年十月間在濟南正式開學!自然成為中國省辦的第一所大學。
  開學既成,袁世凱立即奏報。好大喜功的慈禧太后見奏大喜,在十月十五日,頒諭全國各省:“立即仿照舉辦,毋許宕延!”上諭所到,各省紛紛仿效山東辦學經驗,爭來羅致文會館畢業生為教習。於是,京師大學堂之外,全國各省(除貴州)的大學堂;工,農,師範學堂;上海,天津等地官辦的格致院(科學院),南洋公學,北洋師範,江南大學等,以至保定武備學堂及師範學堂,奉天,雲南講武堂等,都聘有文會館的畢業生。至於教會大學中,有文會館畢業生任教的更佔多數,其中如:張豐年在聖約翰大學任數理及天文學教授,成績卓著,甚為學生所敬愛。但各省大學需要師資太多,文會館畢業生數額有限,窮於應付,後來連肄業生也被延致。因此,對於清末及民國初年,中國教育體制的建立,文會館貢獻很大。

影響及檢討

  慈禧太后傳諭嘉獎袁世凱及赫士博士;並授命赫士為清廷制訂全國的辦學規畫,方針,政策,及各項規章制度,包括星期日休假制度,頒詔全國奉行。反教反洋的慈禧太后,竟然頒雙龍勛章給正統基督教信仰的赫士博士。
  從文會館到廣文大學,從登州到濰縣,狄考文,赫士等宣教士先賢的影響力,實不限於山東一隅。不過,狄考文建校的宗旨,是為了要造就中國的基督徒和教會領袖,所以不教授英文;畢業生的第一選擇,是作教牧,其次是教育;從政與工商業,則是又次的考慮,由此可見學校宗旨的正確。畢業生中有在國內傳福音最廣的丁立美牧師(1892年畢業,再入神學院深造),工作大有能力,有“知識分子使徒”,“中國慕迪”等美稱;在華人教會神學界影響最深遠的賈玉銘牧師(1901年畢業);而於1911年畢業的滕景瑞(祥五),則是滕近輝牧師的先尊翁。這些是部分豐美的碩果。老一輩的基督徒常說,山東出了許多屬靈偉人,飲水思源,其根源實在於廣文大學所栽培的人才。
  進入民國以後,大學開設多起來,自然是只重數量,而不注重信仰和品德,正像開闢了園囿,任由嘉禾莠草並長。而國人以大為尚,廣文的直接影響力,就不再那麼明顯了;而且由於當初狄考文不教英文的決定,畢業生出國深造的不多,也就少有影響下一代知識分子的教育人才。再經過兩次大戰之後,更由黯淡而衰微。
  廣文由盛而衰的原因,部分是由於“地利”:校址不是設在像北京,上海的通都大邑,學生的來源較細。復由於國人重利,大學校園成為商業化,學生或想走買辦路線,或期望“學而優則仕”,廣文當然不是發財和升官最理想的橋。而在“人和”方面,教育成為政權的一部分,多由南方官僚統制,不僅對教會沒有良好印象,且間歇的反教;而廣文的思想傳統,是不想多政治牽纏。同時,繼起的領導人,沒有注意到儲備華人師資,派畢業生出國深造;而有力的教師領袖,如路思義等,又轉到燕京等別的大學去了。
  更不幸的是,當時西方教會有“自由主義”(新派)問題,起於“啟明運動”,侵入校園。正統保守信仰的人,則以為純正信仰和知識是相對的,而放棄學術和神學院,發起“聖經學校”運動。而敬虔主義者,則置身事外,只顧超然屬靈,自鳴清高。反自由主義,也連帶反知識,忘記了教會與學校結合的傳統,把高等教育拱手讓敵,給新派霸佔。於是,信徒以為知識是反福音信仰的壞東西,必須反對;這種倒果為因的想法,是錯誤的邏輯,不知警覺失去校園的失策,為害教會更大。
  十九世紀末葉,在華宣教士團之間,有“李提摩太路線”與“戴德生路線”之分爭。“李”是注重介紹西洋文化,以爭取士大夫階級,不惜同中國文化宗教妥協;甚至主張“萬法一理”,“萬善同歸”,以基督聖道與儒,釋,道雜合,用“主禱文”作結;其特點是關心社會災苦,於中國現代化有貢獻。“戴”則以傳福音引人歸信基督為主,初等教育和醫藥為輔,並不主張發展大規模的教育,醫藥等社會事業。以當時人力物力所限,可能有其不得不爾的原因;此雖然對於上流階級缺乏大的影響,對福音廣傳,則一時效益頗大。但似不足成為取法的成規和準則,或甚麼“路線”,更不是沒有變進的可能。
  可惜,有人把福音弄成“單行道”,以為同工必須同等,把不論甚麼特殊恩賜的人,一律“下放”到窮鄉僻壤,以苦行標榜奉獻犧牲,而不肯安排到高等教育事工。雖然在基本訓練上受苦是應該的,但矯枉過正,則違反肢體功能的原則。
  其實,這種“不歸於楊,則歸於墨”的二分法,並沒有多大道理;絕不應該忽略第三路線,就是“狄考文模式”。狄考文,赫士等人,從不忽略福音基要信仰,卻有遠見,並注重教育,且致力譯經,辦神學教育,為中國教會立下純正信仰,是堅實的萬世根基;郭顯德,路思義等人,則注意社會關懷,有口皆碑。
  也就約在同時,興起了“獨立教會”風氣,是受敬虔主義的影響。敬虔本來是好的;但過於閉關自守,則成為問題。要問:“獨立”是向誰獨立?當然,不能向神獨立,只能孤立;遇到強的領袖,發展成山頭主義,以人為中心;弱者則無以自立。孤立無力,變成事事倚賴:用別人譯的聖經,別人寫的聖詩,在別人的學校受教育,或甘心受無神反教的教育,病了還得進入別人的醫院,受醫藥照料。哪能算是獨立?結果,徒唱高調作不成事,讓教育被不信者控制,把信徒子弟,造就成忠實的“占尼撒理”(Janissary或Yani ceri,是鄂圖曼帝國,把基督徒年輕的孩子,造就成回教徒,用來反基督教,以至殺死他們的父母),何等可哀!
  早在1877年,狄考文就揭示基督教興學的五大要點:

第一,造就可靠的傳道人才。第二,供給基督教教學師資並可藉他們將西方較優良的教育,介紹中國。第三,裝備人才介紹西方文化的科學和藝術給中國。第四,教育是進入上層階級的最佳門徑。第五,教育能使中國教會有自立能力,並使中國教會防止迷信侵入,且抗拒教外教育界懷疑主義者的攻擊。

  這番有道有理的話,確是真知灼見,到今天仍然合宜。最後,他說:“為求達成最佳果效,各傳教會必須分工合作,興辦學校。”這對於現代聖徒,仍有其啟發意義。我們不能希望不信和反道的人,為我們培養下代人才,興旺福音,狄考文模式,也正表現出其加爾文歸正宗的理想:傳揚福音聖道,並完成教會的文化使命;個人得救,道化文化。

本文承曲拯民先生校訂及提供資料,並多次電話往復討論,幫助甚大,附此志謝。

主要參考書刊:

曲拯民:煙台教育發展史話。Paradise, PA:n.p.,1988.
────“郭顯德牧師傳略”,文宣,第102期,pp.4,6.
────“創設華北神學院的赫士牧師”,文宣,第98 期,p.6.
────“狄考文簡傳”,文宣,第93期,pp.3,6.
韓同文:廣文校譜。青島:n.p.,1993.
湯清:中國基督教百年史。香港:道聲,1987.
王治心:中國基督教史綱。香港:基督教文藝,1977.
近代外國人來華人名詞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
Fairbank, John King:China: A New Histo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 Press, 1992.
Hsu, Immanuel C.Y.: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1975.
Spence, Jonathan D.: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New York: W.W. Norton & Co. 1990.

 

附錄:

吳佩孚致馮玉祥書

案:吳佩孚(1873-1939)為民國直系名將,以謀略和氣節著稱,為民國以來軍政中品德第一人。內戰失敗後,拒絕進入租界;中日戰爭期間,身陷北方日佔領區,而大義凜然,不肯與日人合作。日人敬重其氣節,欲加以收羅利用,以至終不屈,據傳遇害逝世。吳的舊部將領馮玉祥(字煥章),素有“基督將軍”之名,而反覆無常,假冒為善,為世人所不齒。此為其致馮玉祥將軍之信,時在1924年十一月十七日。信中數次提到狄考文,懷念其教導;而揭發馮不義之行,充分說明基督徒品格之重要,與教育影響人心之深。

煥章將軍足下:別來無恙?
憶自膺命為討逆軍總司令,干城付託,早許此身為國所有,不敢自私。言猶在耳,忠無忘心,想二三袍澤必不以佩言為欺詐也。惟此次身敗名辱,禍生肘腋,不第身處其境者為之惋惜,即天下旁觀側耳之人,誰不為之疾首椎心,以為事出意外,鬼神所難測,數理所難通哉!足下之計謀,可謂如願以償;而不知公德私德所垂之品格,早窒入阿鼻地獄,萬劫不復矣。
佩之所以信服足下,倚為心腹者,誠以足下為基督令徒,不致有詐耳。佩雖未受洗入教,然昔在蓬萊為秀才時,亦嘗過訪該處美國教師(士),狄考文先生;彼之言曰:“基督徒之為軍人者,當剛強如大丈夫;又當以真理為腰帶,以公義為護心鏡,足穿和平福音之靴,以信仰為盾櫓,撲滅惡敵之火箭;以救恩為兜鍪,手執聖靈之寶劍,此乃上帝所賜之全身甲冑,方可敵魔鬼之奸計。”(原文見新約以弗所書第六章)自受教以來,即無日不以上言諸種德性自為訓練。夫所謂真理者,此言基督犧牲道理也;公義者,此言因信稱義所得之聖潔心也;和平福音者,此言傳和平恩主之大喜信息也;信仰者,此言世人所受倚靠之功能也;救恩者,此言以犧牲為救贖之鴻恩也;聖靈寶劍者,此言上帝有能力之聖語也。狄考文之解釋如此。秉此諸德,然後可以為基督之精兵;非然者,特魔鬼之假面具。佩自入軍以來,轉戰京津,坐鎮湘鄂,未嘗不以此諸德自勉。
前在河南,以足下之作為,未免有矯枉過正之處;故為顧全名譽計,不得不薦之北上,以救大局。足下為真正基督徒,無有不熟讀聖經之理。耶穌明言,在此末世,民要攻擊民,國要攻擊國;地震,饑荒,瘟疫,各處多有,今已應於目前,全非妄語。是知耶穌必不以現世界為天國,而以人心為天國。故於被釘時,亦言我國非此世界;若果為世界之國,吾之臣子必為我爭戰。蓋此世界尚為魔鬼所佔據,一大罪人沉淪子尚未出現,當未滅亡。此世界如一大溷廁,蠅蛆臊臭,概不能免;待至天地末日,火焚硫化,自有澄清之法。是改良世界,拯救同胞,亦當合經而行,非私人所能為也。足下竟背耶穌真言,強以現世界製造天國,只見其多增變亂耳。足下前在河南,不准人吸紙煙,不准開設娼妓,不准人穿綢緞;此在個人私德,固足為模範軍人,而以此為大方針,此肉體與魔鬼爭,多見其不自量耳。佩雖未入耶穌,然自為秀才時所受經訓,猶躍躍於腦際,毋或暫忘。而足下以基督徒號召天下,熟讀聖經,何尚叛離乃爾!而猶自粉飾,以求同情於基督徒為爾祈禱。吾誰欺?欺上帝乎?
此次奉命討張,佩膺命為總司令,若非足下慫恿,聲明致討,大總統必不能遽下討伐之令,佩亦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輕從前敵。若事前聲明有所反對,盡可商議,可進則進,可止則止。愚若佩孚,當不能根據不穩之後路貿然獨往。及討伐令下,彭(壽莘)為第一路,王(懷慶)為第二路,足下為第三路。前敵戰事方殷,足下遽爾倒戈,包圍京府,聲言和平,實則逼佩出走;佩死且不懼,何況出走!惟足下此次所為,失信曹錕,是為不忠;遺憾袍澤,是為不信;留玷教會,是為不仁;遭恨國人,是為不義。且與經文全背,竊為佩所不取。
凡人作事,第一當求目的之所在,第二當求手續之所宜。均之求名,有讓天下求名者,有攫天下求名者;均之求利,有售貨求利者,有賣笑求利者。惟足下之所為,如為求名,則名於何有?如為求利,則利於何存?徒自引狼入室。大明不休,吳三桂之請兵入關,庶幾近乎?猶大之奸賣耶穌,良有以也。觀其結果,即可知其目的與手續矣。
山海關,九門口,石門寨,朝陽等處,大軍不下二十萬,方濺血泊,滾頭顱,與敵軍相抗,所耗金錢不下數千萬元,經足下後方一戈揮掉,萬軍齊覆。如為山九而鑿其基;如掘井九仞,而毀其蓋;如此奇功,愚者不為。況楚人之妾,已有姦情,人誰敢娶?行將見足下與足下之一黨,被棄於張,段也。然而足下之不可與處,陰險之名,已千古不磨矣。嗚呼煥章!
我躬不閱,遑恤我後!佩已矣,不復欲言,惟靜觀足下之和平統一耳。
此次出走,路過芝罘,曾潛服至毓璜墳山,展拜狄師之墓。見碑碣巍然訓言猶在,不禁幡然如有所悟,而益信足下之行徑,恐百身莫能贖矣。嗚呼煥章!
與足下袍澤數年,以心相印,今被暗算夫復何言!昔樂毅云:“君子絕交,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佩為亡人,亦曾受教於君子,惟不明心跡,是以不免耿耿耳。此請
勛安。                  吳佩孚泣啟十一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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