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而能足有百祥
在十九世紀的美國，人口向地廣人稀的西方發展，尋求致富的機會，隨之形成商業和文化的遷移。在中國，隨着民國的建立，滿洲人不僅失去了對中原的統治，連老家也失去了；大量的移民，湧向東北去求發展。
有個基督徒武百祥（1878-1966），原籍河北省樂亭縣，早年赤手空拳進入東北。那時，貨幣制度也隨着時代改換了，銀兩，銀圓變成了紙幣；官家隨手印刷方便，人民攜帶容易，只是有一個缺點：流通日久，就由陳舊而破爛。當時支票還沒有通行，破舊的鈔票，實在不受歡迎。這樣，有一種行業就應運而生。武百祥作的就是這種生意：紙鈔換銀圓，舊鈔換新鈔，然後去銀行兌換，從中賺取小利。以後，就負販三塊瓦皮帽子，也賣線針織的襪子；因為傳統的中國襪子是用布縫製的，所以那種襪子稱為“洋襪子”。他見這種簡單手工業並不難作，就積存了些資本，買了幾部針車，家人在家自織，拿到街市上兜售。由於他作事誠實認真，又肯觀察研究，織成的襪子比別家出品好，穿來也更合腳，所以頗受歡迎，生意也就越作越發達。
武是個虔誠的基督徒，篤信神的應許，對事奉神也極為熱心；每逢主日，必定全家休業聚會，不作買賣，凡所得的，必定獻上十分之一。他原來所受的教育很有限，但甚有聰明和才能，蒙主恩眷，生意擴展很快；不到二十年，自己在哈爾濱建立工廠，生產針織品，衣物，肥皂，化妝品，日用百貨等，規模閎敞；還建了大羅新環球商店及同記商場，四層鋼骨水泥的大廈建築物，全是由他自己繪圖設計建造。在第四層樓上，是禮拜堂，可容一千多人；自己延聘牧師，成立教會。每至主日全體停止營業，集合員工敬拜主；他自己為全部的詩篇譜寫曲調歌唱。不用說，這是真正的自立，自養，自傳教會。他又辦了中學一所，小學一所，入學的學生免收學費。到了主日，他自己徒步率領成群的學生，到教堂赴主日學及聚會，真像是走在羊群前面的好牧人，是好的見證。
樓高四層的大羅新環球商店，座落於1920年代的哈爾濱北頭道街
武百祥事業大了，上下員工有四五千名，經理五十多人，常派人赴歐美考察，增廣見識，改進業務。因為樹大招風，到了“滿洲國”期間，政府想要他出來領導工商業；他拒絕了，由經理一員作代表來應付，竟被舉為商會會長。武自己並不求名，自奉甚為儉約，一套中山裝，可以穿上十年不換；自己安步緩履，從不坐車；妻子操持家務之外，也要親自搖紡車來倒紗。但對於傳道人，則儘量接待，以為是神的使者；凡信仰純正的神僕，不視宗派差別，一律款接，臨別還有饋贈，幫助他們往前行，為主作工。凡屬主的事工，都盡力協助；他從來不只看見自己的教會小圈圈，而是有遠大的眼光，廣闊的襟懷，對主身體的真理深有認識。有一次，某宗派教會向政府申請到一塊墓地，有數百畝之大；他就往見負責的牧師，曉明基督徒活着也不該分宗派，死後的遺體哪還好有差別？他出資建造周圍的磚牆，用了當時的幣值八千元之鉅，好讓所有信徒死後有葬身之處，等候主再臨復活。這好像是對教會建“圍牆”者的諷刺和教導。至於眾教會協合的事工，在眾肢體奉獻之外，所差的他都全部負責，有時高達幾千幾萬元之多，也毫無吝色。
在當時，中國用汽車的人還不多見；外國宣教士僅少數有自備汽車。武百祥衡量實際情形，就說：“洋人牧師有坐汽車者，吾國牧師何可出無車！”因此，為教會牧師建造新馬車一輛，出入代步。那時，中國教牧多從西差會領薪水，每月僅在十幾元，或二十元，有的少至八元，跟宣教士的廚子或佣人差不多；小學教員月薪二十五元，中學教員四十多元。這是一般的待遇標準。但武百祥聘請丁立美牧師（1871-1936）為會牧，每月奉獻銀圓三百，並且為會牧建新式住宅，有暖氣設備，並有佣人二名，以免牧師之勞。可惜，丁牧在那裏任期不久。這可能由於二人性格不合；武或有東家與西賓的觀念；丁則被宣教士譽為“中國知識分子的使徒”，視之為當世保羅，而品性高潔，不為物質所役，固然顯得可敬，少說也不免有些傲氣。據說，當分手的時候，丁對武說：“你不過就是有幾個錢嘛！”可見是不歡而散。
武百祥
但武百祥到底是個謙虛而真誠的人，待人寬厚，慷慨有愛心。有一位任職多年的老牧師，晚年雙目失明；武奉獻三萬元以贍養其老。至於他每年的十分之一奉獻，積達數萬元，當地教會足用有餘，中國也沒有教會機構可以稱為“神的倉庫”，統一管理分發；他就詢察外地主的事工，有甚麼需要，不分南北，不問遠近，不管識或不識，更不待人來索取，隨從聖靈引導，逕行寄去奉獻，而且不求顯名，從不挂甚董事等名銜，更為可取。說到他助人施捨為善，則是不勝數紀了。真可以稱良善忠心的好管家。只是不知甚麼原因，他沒有辦過教會傳播事業，也沒有辦大學；雖然他有那個力量，說不定是沒有相知可託的人，也許是其原因。
最特出的，還是武百祥的基督徒化經營原則。
事業大，用人眾，賺錢多，利潤該怎麼辦？每到年底，結算全年營利總額，稅是要納的，但向神“當納的十分之一”，要先取出來，然後分為三份：一份歸勞工，一份為營管，一份給資方。每人所得的數額，並不全是現金，而是有部分為公司股票（20%至30%？）。這樣，事業是大家的，全體員工都成了股東，也都是勞工，作事自然也更為認真。不過，就是這麼智慧合理的事，工人待遇也好過一般的人，也不是每個人都能領會效法，還有極少數的一小撮人，不喜歡這種作法：唯一的原因是創新。武百祥的理想超過他們前頭四五十年。
以後，政局改變了。武百祥並不用滿載遠逃，資本家成為清算鬥爭的對象，有的下場極慘。武百祥的遭遇如何，有不同的說法。有的說，在大風暴中，他也曾遭受相當嚴重的衝擊；有的說，他只受到輕度的為難。據說：在被當作“資本家”對付的時候，熱熱鬧鬧的盛大群眾集會上，並找不到他剝削勞工的罪證，指控不能成立。他的生活同大家一樣的簡樸，多少年來的見證，在眾人面前，是一本敞開的帳簿，並沒有為自己積財；他也沒有參與政治的事，更沒有勾通外國，作甚麼帝的特務。實在說，他秉性耿介，不會趨附，還似乎多少會有些“反帝”的傾向。
但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他把一切企業都交了出來，符合了政策。武百祥其人的下落如何？他肩上背着一個褡褳，內中是聖經，聖詩，簡單的日用物品，和一些乾糧，飄然走向山僻的村莊，傳揚福音去了。以後，再沒有人看見他的身影。到現在，也沒有聽說這位真正的“社會主義資本家”的出現。
這些日子，哈爾濱這名字和形象，倒還聽說過，見到過，那是國際有名的冰雕展出：許多精美可觀的建築物，幾乎是整座城市的景物。但那都不能存在多久，不等夏天再來，就都消化了，過去了。但我們都知道，武百祥的工作，總不會消化。
汽車大王亨利福德（Henry Ford, 1863-1947）說過：“偉大的人看出時代的需要，並能供應那時代的需要。”武百祥可以說是那樣的人物。因此，他值得人長久懷念。
在許多年前，一位認識他的老牧師，提到他的名字和傳奇般的事蹟。我也遇到過在他公司工作過的人，連不曾直接認識他的人，也傳誦他的聲譽。又是好多年後，我在火車上遇到一位乘客，人看來莊正安詳，說是哈爾濱人，早年在武百祥的學校讀過書，上過他的主日學。可見他的影響是深遠的。但現代繼起的武百祥在哪裏呢？